美國國家安全局(NSA)一直進行國內信息監視活動、已收集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的信息數據的消息被披露后，在國際上激起軒然大波，歐盟已經表示嚴重關切。傳統上西方人對個人隱私有著更強烈的保護意識，也更敏感，于是一時就出現了喬治·奧威爾的小說《一九八四》熱賣的景象，仿佛一個高高在上的“老大哥”確實在窺視公眾。這場風波也緩解了中國的壓力——斯諾登在香港“叛逃”并自曝“棱鏡”計劃內幕，一下子在網絡安全問題上改變了中國和美國的攻守地位。

其實自從9·11恐怖襲擊以來，美國情報機構在世界各地從事間諜活動，同時加強對本土公民的信息監控以搜尋與恐怖主義有關的信息，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只是在過去人們難以窺視其內幕。而且，即使在更多情況被披露后，公眾也很難證明政府的監控超出了法律許可的范圍。所以，風波將會過去，問題將會留存。

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大數據”時代。英國人邁爾-舍恩伯格和肯尼斯?庫克耶寫的《大數據時代》認為，一個大規模生產、分享和應用數據的時代正在開始，大數據時代的口號是“一切皆可量化”，包括人們在社交網絡上的溝通：Facebook的“社交圖譜”將關系數據化;Twitter通過創新，讓人們能輕易記錄和分享他們零散的想法，從而實現了過去不可想象的情緒的數據化。

“大數據”時代也帶來信息存儲和管理的集中化。這兩位作者寫道，Facebook在2012年擁有大約10億用戶，他們通過上千億的朋友關系網相互連接，這個巨大的社交網絡覆蓋了大約10%的全球人口，而這所有的關系和活動在數據化之后都為一家公司所掌控，這么一來，對“大數據”可能帶來的風險的指責就不是空穴來風了。

你在谷歌上面的搜索記錄，你最喜歡閱讀哪些產品的廣告，你對那種類型的旅游地最感興趣，你通常去醫院看哪些方面的病，人們在網上留下這些痕跡之后，企業就可以利用其中的信息，以分析消費者的行為、做出更好的決策，而這甚至對消費者有利，他們可望靠著企業對自身行為模式的了解，得到更為量身定做的服務。一方面企業和個人都享受了“大數據”時代帶來的便利，但另一方面無處不在的“第三只眼”卻似乎在監控著每個人的行動，帶來權利與自由遭到侵犯的隱憂。

當信息公開產生害處的時候，單個、分散的消費者基本不會有什么動力去維護這些隱私，因為其價值太細微了。據報道，在西方，消費者信息監控已經發展為一項規模達幾十億美元的產業，其中的企業基本不受什么監管，而即使是有影響力的人物的個人信息，其賣價通常都不會超過一美元。在這種力量不平衡之下，手中掌握著更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的大公司，以及更強大的政府，就擁有了自由利用這些信息而不受監督的能力。

與此同時，信息管理規范的演進卻沒有跟上數據科技發展的步伐，包括保護個人信息的法律、行業規則與商業界的道德規范。在“大數據”時代之前，民眾可以以保密的方式來保護隱私，但今天人們在不知不覺間就透露了隱私。而這就要求那些保存和管理信息的企業承擔更大的責任，這應該成為一種新的隱私保護模式：政府不應假定消費者在使用企業的通訊工具等產品的時候主動透露了自己的隱私，就意味著他們授權企業使用這些隱私。“大數據”呼喚“大安全”。力量越大責任也越大，現在是那些作為“大數據”時代弄潮兒的大企業和政府部門負起他們的責任，構建一張更完善的安全網的時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