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數據拋棄的社會新底層該何去何從？
大數據時代，不少人擔心自己的私人生活受到形形色色的監控、追蹤，進而簡化為數據點，經過一番運算，用于見不得人的政府或企業勾當。
另一方面，相對脫離數字世界的人群卻可能面臨完全相反的問題，根據《斯坦福法律評論》（Stanford Law Review）最近刊載的一篇文章表明，該群體缺乏關注。
“大數據對沒有被它吞噬的群體也構成一定風險，這個群體的信息沒有得到定期的收集、整理或提取。”美國國務院法律顧問喬納斯•勒曼（Jonas Lerman）寫道。
曾幾何時，日益膨脹的大眾數字資料大部分被商家所用，作為提供個性化廣告和優惠券信息的參考，誰管你需不需要這個信息？
然而今時今日，“大數據”分析漸漸影響著各種重大決策，決定著人類的生活方式和機遇。通過背靠數據預測未來，零售商確定了新店地點和商品價格，企業設計出了新產品，政治家制定投票率策略，分析家研究出疾病傳播方式與恐怖分子的動向。甚至是白宮也發起一項價值2億美元的計劃，旨在幫助決策機構從大數據中“獲取、整理并推斷出結論。”
對勒曼來說，組織這些數據力量是為了給“大數據邊緣”人群創造全新形式的無聲主義，將顯著放大現有的地理、經濟及社會階層的不平等現象，并將影響數據集結果，使其偏向大多數群體。
“這可能重組社會架構，將來唯一事關緊要的人群、唯一有數據價值的人群，是會定期為正確的數據流做出貢獻的人群。”
勒曼列舉兩個假設個體，作為例子：
01：一位居住在曼哈頓的30歲白領。她使用Facebook、谷歌、網飛（Netflix）和亞馬遜，擁有借記卡、信用卡、購物卡、公交卡、以及在汽車儀表板上電子支付通行費的快易通（EZ pass）。智能手機里和車載的GPS導航系統引導她走天下。
02：一名散工，居住在美國最窮城市—新澤西州卡姆登市，距離曼哈頓2個小時的車程。他的工作酬勞以現金私下結算，沒有手機、有線電視和電腦。他坐公車付現金，家里沒有車，偶爾在圖書館上網。
勒曼指出，今天很多大數據工具都經過校準，專門針對“足跡遍布數字世界的”曼哈頓人。“大數據所塑造的世界會考慮曼哈頓人的習慣和偏好，會慢慢演變成屬于她的世界。但目前，大數據忽略了我們卡姆登的兄弟們。”他認為，隨著大數據進一步重整政府與市場秩序，卡姆登等地區的居民將被逐出機遇之門，甚至連民主參與也無福消受。
解決方案還是有的。他提出，方案一是確保決策者在設計新的公眾安全項目時，能夠在大數據途徑之外考慮到未能深入數字世界的群體。最終，聯邦政府甚至可能通過與2008年《反基因歧視法》（由布什總統簽署，禁止人壽保險公司以某人具有對某種疾病的易感基因為由，取消、拒絕對他進行保險或提高保險費用，禁止雇主以遺傳信息為依據進行雇傭、解聘、升職、加薪，或做出任何與雇傭行為有關的決定）類似的新民權法案。
他最后強調，“要確保大數據革命是一場公平的革命，其益處能夠得到廣泛、合理的分配，我們可能還需要保證少數群體不被遺忘、不被排斥的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