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計算機60年記憶：一臺計算機驚動周總理
從建國初期的“兩彈一星”，到今天的“神七”上天，計算機習慣了站在工農生產的每一個行業身后，默默付出。60年后的今天，我們不妨將這位幕后英雄請到臺前，論功行賞、加官進爵。
回望過去60年，蹣跚學步的中國計算機行業有著很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往事。本報將這些被塵封的記憶碎片收集起來，獻給偉大祖國的60華誕。(鑒于人們對20世紀90年代以后的計算機行業相對熟悉，以90年代之前為主)。
注：根據清華大學教授、《中國計算機史料》主編徐祖哲口述整理，特此感謝
50年代
1953年，第一批“海歸”科學家中的華羅庚意識到計算機技術是科學發展新的突破點，向中央提出了重視、發展計算機研究的想法，但并未被采納。雖然如此，華羅庚仍然堪稱國內傳播計算機理念的“第一人”。
“不是情報的情報”
造就了中國計算機
1955年底，一行18人的蘇聯科技代表團訪華。周恩來總理在接見過程中，發現其中6位的專業方向為包括計算機在內的新技術。在那個“一切跟著蘇聯老大哥”的年代，這樣一則“不是情報的情報”，促使中央下定決心，發展包括計算機在內的新技術。
1956年1月，中央發出了“向科學進軍”的號召。6月19日，華羅庚主持召開了計算所第一次籌備會議，正式揭開了“向計算機進軍”的大幕。
無師自通的“第一班”
發出了號召，但沒有人才怎么辦？自己研究！1956年底，黨中央從清華大學、中科院等科研單位緊急抽調科學家314位，集中在西苑大旅社(今西苑飯店)三層，秘密建立了計算機實驗室，邊學邊做。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沒有老師的“計算機第一班”順利畢業。截至1960年，從“西苑培訓班”里走出來的計算機學員多達800余人，他們成為中國計算機發展不可缺少的棟梁之才。
今天，西苑飯店豎起了一座紀念碑，紀念“中國計算機第一班”從這里誕生。
連夜動用外交部，只為一臺計算機
雖然無師自通，但畢竟僅限于皮毛的理論知識，這么短的時間內想要自主研制出一臺計算機還是天方夜譚。借鑒他國經驗，踐行“拿來主義”成為捷徑。聯絡到蘇聯專家后，事情遇到了瓶頸：50年代計算機多用于軍工領域，屬于高度機密行業，在蘇聯國內也是嚴格保密，更不可能泄露給他國，只能通過外交渠道交涉。當時計算所負責管理設備的萬勇熙(音)在和蘇聯專家電話溝通后，連夜敲開了外交部李強的門，匯報情況。當時已經是12點整了(莫斯科與北京有5個小時時差，當時莫斯科剛剛晚7點)。李強深知此事事關重大，第二天一早6點不到，就找到還在洗手間洗漱的周恩來。為了一臺計算機，動用外交部甚至國家總理，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
一次DIY，用了8個月
給你主板、CPU、顯卡、內存等，多久你可以組裝成一臺PC？半小時？40分鐘？相信DIY高手們用不了10分鐘，你知道第一臺計算機的組裝用了多久嗎？整整8個月！
1957年底，通過外交途徑拿到計算機圖紙后，選擇廠址又成了一個難題：并沒有適合的生產線。幾經商議，敲定了738廠(華北無線電廠)。將圖紙送往738廠的途中，時任中科院計算所研究室主任的吳幾康親自坐鎮“押車”，確保圖紙安全送抵，雖然不比今天運鈔車的荷槍實彈，但仍足見重視程度。
雖然當時主要部件是從蘇聯引進，國內只是裝配，但外設部分還是需要自行生產。738廠主業是生產交換機，當時的外設也不像今天的鍵鼠、音箱這么簡單，包括外設生產、機器組裝，這個過程整整耗時8個月。1958年中，第一臺“國產”計算機正式下線，中國計算機實現了零的突破。
60年代
雖然有了自己的計算機，但如何在技術和生產上不受制于人，掌握充分的主動權一直是中央的一塊心病。當時，計算機中的重要元件——晶體管，是科研中的一個難題。科研組內，羅沛霖和康鵬開玩笑說，如果你能做出晶體管，我就請你吃奶油蛋糕。當時，北京只有友誼飯店招待外賓才有奶油蛋糕，且不定期供應。許下這樣重的承諾，足見其重要性。
康鵬不負眾望，于60年代初研制晶體管成功。可惜的是，由于當時客觀條件所限及不久后爆發的文化大革命，這塊奶油蛋糕后來一直也沒有吃到。
6天干完一年的活
60年代，還沒有手機、傳真，電話也不普及，電報是人們聯絡的重要方式。1965年，成千上萬的電報可難為了北京電報局的領導——按照這個數量，全局員工一齊上陣，不吃不喝也夠破譯整整一年的。不過幸運的是，1965年開始已經采用了計算機智能破譯，這些活兒一臺計算機6天便全部做完了。剛滿7歲的計算機，讓人們第一次切切實實地感受到了它的強大。
60年代唯一一項計算機發明
這一次的主角還是康鵬。1966年春天，康鵬在408計算機實驗室的角落中，為411-c型計算機而冥思苦想時，聶榮臻簽發的“發明證書”已經送到了學院。當幾級首長們準備表彰他的時候，突然爆發的“文革”不僅終結了“儀式”，也使這60年代唯一一份計算機發明證書下落不明。
“文革”中幸免于難的計算機學者
1966年開始了“文革”十年沖擊，各行業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相對而言，計算機行業受到的沖擊較小。一來國家積極扶持，二來計算機偏重于軍工領域，屬于“文革”中的敏感地帶，少有人觸及。
60年代后期，抓“右派”風起云涌，最高學府清華大學也不例外，一批批老教授被打倒、下放，不過搞計算機研究的幾位老先生卻幸免于難。原因很簡單，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有車來接他們去做實驗，晚上很晚才送回來。一來人們摸不到這些學者的動向，掌握不了“罪證”；二來外面秘密的科研工作讓他們躲過了白天批斗的高峰期，較少受到沖擊。
電報速譯，讓20位將軍目瞪口呆
1969年，國產的第一臺自動譯報機誕生。此前電報無法直接輸出文字，需要人工筆錄輸出。電報大樓進行表演時，工作人員敲打電報的同時，另外的打印機上直接打出漢字，看到這一幕，當時在場的20位將軍個個目瞪口呆。一位將軍懷疑打印的紙張是之前準備好的，現場說了一段話，讓電報員敲打，結果打印機輸出的文字與將軍口述一字不差。這在當時堪稱奇聞。
自動譯報機完成“神話”，完全歸功于幕后的大型計算機。大型機在后端解析后智能打印，實現文字的直接輸出，成就了讓20位將軍目瞪口呆的“奇跡”。
70年代
三分之一參展計算機開不了機
1978年，“文革”正式結束，計算機行業也迎來了一個發展高峰期，一些地方開始出現大規模的展覽。不過展會上的“花瓶”比較多，雖然都是進口終端，但能開機的往往只有三分之二，這三分之二中還多數在玩游戲。第二年，徐祖哲(清華大學教授、《中國計算機史料》主編)就寫了一篇文章，稱中國計算機水平大幅提高，展會上開機率提高了百分之幾，游戲率下降了百分之幾，后來還被電子工業部作為簡報上交。隨后，部領導批示，直屬單位參展一律不準開游戲，這也成為計算機發展史上的一則笑談。
80年代
買計算機要用土標準
80年代初期，鑒于計算機的強大工作能力，一些企業也開始配置計算機。但那時候沒有3Dmark、CPU π這些測試軟件，懂的人更是鳳毛麟角，怎么樣才能選到一款性能不錯的呢？
人們想到了一個土辦法：最初計算機漢化只做了3000多個常用字，工作中往往遇到字庫的瓶頸，所以計算機中的“造字”功能較為常用。當時很多造出來的字雖然能顯示，但打印不出來。所以市場上買計算機第一步就是造一個字，讓商家打印出來，符合這條“土標準”了，再來看計算機的其他性能。如果打不出來，直接去看下一家。
15名計算機服務人員
計算機和收音機、電視不同，服務非常重要，但相對于60年代就已經成形的計算機行業，計算機服務卻是80年代才開始出現的。
第一批專業的計算機服務人員是1980年惠普幫助中軟培訓的15名員工。培訓結束后，電子工業部領導還接見了他們，留下一張珍貴的合影。正是他們，開創和完善了計算機服務體系，使計算機能夠更為高效地為人們服務。
倒爺瞄上了計算機
此倒爺非彼倒爺，80年代能倒得起計算機的個人還是相當少見，這個“倒爺”主要是公司。80年代末期，“領教”到計算機的強大之后，北京的國企和部門配備了1000多臺計算機，但因為閑置，多數被轉手了，一臺凈賺1萬余元，足見早期計算機銷售行業之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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