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來我天天思考的都是失敗，對成功視而不見，也沒有什么榮譽感、自豪感，只有危機感。”這句話出自年收入超過千億美元的華為創始人任正非之口。他還在不斷自我批判地問：下一個倒下的會不會是華為?

華為此時遇到的危機與任正非提到的“失敗”、“倒下”相比，可以說是小巫見大巫。在美國未出禁令之前，任正非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就透露，華為今天碰到的問題早在十多年前就有預測，已經準備了十幾年。

事實上的確如此，早在20多年前華為就有了“藍軍部門”，主要任務是唱出對立面，虛擬化各種對抗性聲音，甚至提出一些危言聳聽的警告。“藍軍更多是戰略層面，戰略層面通過后，各級組織就會相繼開展。”曾經在華為擔任技術崗位的劉祺(化名)提到。

這些默默地在各級組織開展工作的就是華為的一個個“備胎”。用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的話來說，這些備胎的行動是悲壯的，因為他們做的產品可能永遠不會被啟用，成為壓在保密柜里的備胎。 

關于備胎計劃的投入，任正非用了一句“太多了，都說不清楚了。”來總結。他說每次匯報都是滿滿的幾頁紙，要不怎么會有8、9萬的研發工程師呢?

但也正是因為這些“備胎”，讓任正非在“美國禁令”之后，仍然風淡云輕低說出“影響微輕”這四個字。

不過，在任正非接受國內媒體采訪時對備胎則更為理性些，他表示，備胎之所以是備胎是因為在非常時期才拿出來用的，在和平時期還是要用主胎，不能隔絕自己。

“世界上常見備胎就是軍事炮彈，但炮彈從不輕易啟用。備胎在我們公司就是很正常的一種行為，剛好美國發禁令了，它是很難受的，做了那么多年。”

芯片：十年磨一劍 

2019年5月16日，美國BIS將華為列入所謂“實體清單”，這意味著，沒有美國政府的許可下，美國企業不得給華為供貨。很快，高通、英特爾、ARM、安森美、泰瑞達等收到郵件要求禁止向華為出貨。

對此，華為則霸氣回應：這一決定會對于華為合作的美國公司造成巨大的經濟損失，影響美國數以萬計的就業崗位。而華為則會盡快就此事尋求救濟和解決方案，采取積極措施，降低此事件的影響。任正非更是直接的表示，公司也早已做好準備，即使沒有高通和美國其他芯片供應商供貨，華為也不會有事。

隨后，華為海思總裁何庭波宣布啟用備胎計劃。據任正非透露，華為的備胎已經投產。 

何庭波透露早在多年前，公司就做了極限生存的假設，預計有一天，所有美國的先進芯片和技術將不可獲得，而華為仍將持續為客戶服務。為了這個以為永遠不會發生的假設，數千海思兒女，走上了科技史上最為悲壯的長征，為公司的生存打造”備胎”。

而這十多年來打造的備胎因為美國的這個“瘋狂決定”，在一夜之間全部轉正。從而保證了華為大部分產品的戰略安全和連續供應。

據了解，華為海思成立于2004年，其前身是華為集成電路設計中心。任正非曾透露在成立海思時，曾對何庭波說過“我給你4億美金每年的研發費用，給你兩萬人，何庭波一聽嚇壞了。但我還是要給，一定要站立起來，適當減少對美國的依賴。”

當時任正非就提到了要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海思十年磨一劍，不僅打造出了自主研發的麒麟芯片，與三星、蘋果PK的華為手機正是用了此芯片。除此之外，海思還有服務器芯片(鯤鵬系列)、基站芯片、基帶芯片、AI芯片、物聯網芯片等已經站在了世界科技產業前列。

據DIGITIMES Research發布的2018年全球前十大無晶圓廠IC設計公司(Fabless)排名，海思以75億美元營收排名全球第五。

華為之所以如此自信的拿出自研芯片，任正非透露除了砸錢之外，華為有1.5萬名基礎研究科學家。 

據其介紹，華為至少有700名數學家、800多名物理學家、120多名化學家、六七千名基礎研究的專家、六萬多名各種高級工程師、工程師，形成這種組合在前進。

“我們自己在編的15000多基礎研究的科學家和專家是把金錢變成知識，我們還有60000多應用型人才是開發產品，把知識變成金錢。我們一直支持企業外的科學家進行科研探索。”

除了主要芯片華為已經實現了自主研發之外，華為還可以采購國產其他芯片廠商作為替代品。不過，芯謀研究分析師顧文軍向媒體表示，對華為來說難的不是目前的芯片或者模塊這些消耗品，而是難在海思一些對外采購的服務，比如代工、封裝等方面。

不過，如果華為尋找了替代品，對于美國來說可能將損失上百億美元單子。來自公開數據顯示，2018年華為用于組件采購的數字達到700億美元中，其中大約110億美元用于包括高通，英特爾和鎂光科技公司在內的美國公司，這些采購都將在禁令開始后消失。

來自坊間的傳聞，其實華為從中興事件之后，華為就加快了“消A進程”(消除美國技術/產品影響)，投入了一兩萬研發員工天天加班到深夜，節假日也不休息，在和時間賽跑，要求所有的消A項目都要在2019年年底基本完成。

據說華為現在的研發生產工作都要做兩套方案——消A的和非消A的，可以主備切換，華為早就做好了最壞打算。

因此，才有了傳聞，華為從2018年開始就已經在默默采購，準備了約1年的庫存，非關鍵部件的庫存備貨至少3個月。另外還大量扶持國內的供應鏈，盡量降低影響。

操作系統：最快秋天面世 

在芯片企業之后，谷歌宣布將停止與華為的部分業務往來。谷歌將不再與華為開展需要轉讓硬件、軟件產品和技術服務的業務，但在開源授權協議范圍內的業務除外。

對此，業界不免有些擔心，畢竟華為手機很大一部分銷量來自海外，雖然谷歌的專有服務比如Gmail、YouTube對國內用戶來說并無太大意義，但對于已經習慣了這些應用的海外用戶來說，無疑是巨大的影響。華為手機如果因此停止了這樣的服務，與板磚何異?

華為隨后發表了聲明稱有能力繼續發展和使用安卓生態。華為和榮耀品牌的產品，包括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產品和服務在中國市場不受影響，請廣大消費者放心使用和購買。

“但是對于華為手機來說，海外業務肯定受影響。”中國手機聯盟秘書長王艷輝表示。

數據顯示，2018年華為總出貨量2.06億部，實現了31%的增長，國內市場出貨1.19億部，那么國外就出貨0.87億部，華為手機國內外的銷售量將要持平。海外市場在華為手機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位置。

如果海外業務受到影響，那么，余承東超過三星蘋果的愿景將有可能被擱置。而華為在全球的競爭對手三星和蘋果將絕地反擊，借此搶占市場。

雖然余承東已經提到華為除了自己的芯片，還有操作系統的核心能力打造。

華為CBG軟件總裁王成錄寫的《華為手機操作系統往事》中提到的操作系統便是今年在P30系列手機發布會上發布的“方舟編譯器”。編譯器是將程序開發用的高級語言轉換成機器指令的軟件，可以理解成軟件與硬件之間的橋梁。 

而華為的方舟編譯器解決現有安卓這座橋梁并不順暢的頑疾，是對安卓真正深度的優化與革新。王成錄回憶道，對于安卓系統存在的很多問題，華為3年前選擇了一個比較激進的方案，替換安卓原生文件系統，用F2FS(Flash Friendly File System)文件系統來替換原生的文件系統。

有消息稱華為自研的操作系統將命名為“鴻蒙”，不過這只是華為操作系統的候選名。

華為消費者業務CEO余承東透露華為面向下一代技術而設計的操作系統OS最快在今年秋天、最晚于明年春天將可能面世。

“這套系統打通了手機、電腦、平板、電視、汽車和智能穿戴設備，統一成一個操作系統，兼容全部安卓應用和所有WEB應用。”余承東提到。

雖然華為有自己的“備胎計劃”，但業界仍擔心操作系統不同于芯片，是個生態工程，需要大量第三方應用軟件的配合，而這個工程不是一日之功。

而且，余承東也曾提到，華為操作系統是“B計劃”屬于萬不得已的時候才使用。他說，“畢竟后者太強，發展了幾十年肯定也不是吃素的，短時間內確實沒有辦法撼動他們，最關鍵的是華為擔心西方國家利用這些系統上的優勢壟斷，如果某一天對方不再給我們提供系統，我們的民族企業又應該怎么辦呢?”

AI-Native數據庫軟硬件戰略升級 

在華為北研所，華為發布了一個AI新戰略，實現了從“硬件”向“硬件+軟件”的戰略升級，而這個時間就像華為計算好似的，踩在美國禁令前一天發布。

華為面向全球發布了人工智能原生(AI-Native)數據庫GaussDB和業界性能強悍的分布式存儲FusionStorage 8.0。

華為此舉被業界解讀為“接棒”Oracle。眾所周知，早在2008年我國就提出了去“IOE”化，所謂去IOE，就是在這三個層面對應減少對IBM、Oracle、EMC的依賴，這樣企業的數據系統就能避免受制于人。

而且，在人工智能時代，數據已經成為新的生產資料，誰擁有數據誰就擁有了“石油”。華為此時緊急發布AI數據庫產品的目的不言而喻。

據媒體報道，華為在2015年前就啟動ARM服務器芯片研發，只不過一直很低調。同樣，華為也沒有停止研發數據庫、操作系統等核心軟件的腳步。

20年未雨綢繆的“勝利” 

以上所有的備胎都得益于任正非的憂患意識。

2012年，華為CEO任正非在內部講話中說：我們現在做終端操作系統是出于戰略的考慮，如果他們突然斷了我們的糧食，Android系統不給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統也不給我用了，我們是不是就傻了?同樣的，我們在做高端芯片的時候，我并沒有反對你們買美國的高端芯片。我認為你們要盡可能的用他們的高端芯片，好好的理解它。只有他們不賣給我們的時候，我們的東西稍微差一點，也要湊合能用上去。我們不能有狹隘的自豪感，這種自豪感會害死我們。我們不要狹隘，我們做操作系統，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樣的道理。主要是讓別人允許我們用，而不是斷了我們的糧食。斷了我們糧食的時候，備份系統要能用得上。

其實，華為早在20多年前就成立了“藍軍部門”，主要任務是唱出對立面，虛擬化各種對抗性聲音，模擬各種可能的信號，甚至提出一些危言聳聽的警告。通過這種自我批評，為公司董事會提供決策建議，從而確保華為走在正確的道路上。

華為的藍軍代表了主要的競爭對手或創新的戰略發展模式。

而藍軍成立的原因就是因為任正非相信“惶者生存”的理念。他認為華為的競爭對手仍在“時刻的盯著”。如果不主動打破自己的優勢，其他人遲早會打破。

在此次美國禁令之后，華為運營商BG的一位高管表示早在10多年前，華為就在IBM指導下提出了業務連續性管理，雖然性能上短期不能媲美原有方案，但維持業務連續性沒有問題。

《華為基本法》參與者之一，曾經的華為六君子之一的A(化名)向網易科技表示，中國企業很大一個問題就是不太關注軟實力投入，有錢買地買房，但對人才、技術和品牌管理的投入卻心里沒底，而這是支撐一個企業長期發展的軟實力。軟實力才能決定一個企業能跑多遠。

“任正非對軟實力有個正確的認識，所以才請我們六人做咨詢，后來請IBM做咨詢，由全球三十多個咨詢公司提供服務，一共花了300億咨詢費，這是他成功的很重要一點。而且他對軟實力的投入從來沒有動搖過。”該人士透露。

任正非的“惶者生存”讓華為在此“至暗時刻”有了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