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成才、履歷光彩、大佬器重、事業風生水起、前途無量……這些詞用在 2016 年初剛剛離開谷歌、轉身創建 Otto 的 Anthony Lewandowsky（安東尼·萊萬多夫斯基，以下簡稱萊萬）身上，真的是再合適不過了。

　　如果不是 2017 年 2 月，谷歌發起對 Uber 和 Otto 的竊取商業機密的訴訟，天才萊萬很有可能仍在美國科技界享受極高贊譽，也許還會被人們視為下一個“埃隆·馬斯克”。

　　根據訴訟結果，萊萬盜竊谷歌商業機密文件，實錘；繼續從事與谷歌工作內容相關的職務或咨詢，實錘；鼓勵、引導谷歌自動駕駛部門員工跳槽，實錘；而這些都違背與谷歌簽訂的雇傭協議，為此他必須付出高昂代價。

　　隨著訴訟進行，萊萬先是在 2017 年 5 月被 Uber 辭退，隨后又經歷長達兩年多的刑事訴訟和審查。近日，美國舊金山法院判決萊萬賠償谷歌高達 1.79 億美元的金額。據報道，這一賠償金額直接讓他申請了破產保護，這意味著萊萬已被罰到傾家蕩產的地步了。

　　天才萊萬的過山車式的人生履歷

　　在谷歌的世紀訴訟之前，萊萬的履歷放在眾多身處硅谷的創業精英們當中也堪稱完美。

　　1981 年，出生于比利時布魯塞爾，十幾歲時隨父親搬回美國加州；

　　1997 年，在高中創辦第一家公司，靠搭建網站賺到第一桶金；

　　1998 年，考入加州伯克利分校。三年后，因優異成績和一場 Java 編程競賽奪冠，獲得碩士保送，此后又成為全學院唯一在一年內修完碩士所有課程并通過綜合考試的超級學霸；

　　2004 年，萊萬帶領伯克利團隊參加美國 DARPA 無人駕駛汽車挑戰賽，成為 15 支參賽隊中唯一使用無人駕駛摩托車的隊伍，這輛被稱為“Ghostrider”（惡靈騎士）的摩托車至今收藏在一家私人博物館當中；

　　2005 年，萊萬再次參賽，盡管仍然在后半場出局。但為其此后一腳跨入自動駕駛領域開啟了加速鍵；

　　此后，2006 年，創建 510 Systems 公司。2007 年，進入谷歌，開始參與谷歌街景以及 Project Chauffeur 無人駕駛項目。2011 年，萊萬創建的 510 Systems 被谷歌以 2000 萬美元收購，另一家公司 Anthony’s Robots 被谷歌用價值 1.2 億美元的 4 年股權收購。

　　由于 2012 年，萊萬未能得到谷歌無人駕駛項目負責人的角色，與厄姆森一直存在嫌隙。2015 年，無心工作的萊萬捎帶手還成立了一個名為“未來之路”的 AI 宗教組織。

　　2015 年底，谷歌兌現了 Chauffeur 項目成功后給萊萬的變現承諾。萊萬獲得了 5000 萬美金，比當時的谷歌無人駕駛負責人厄姆森幾乎高了一倍。是到了離開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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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5 月，成為萊萬的高光時刻。在一波“漂亮”的閃轉騰挪的操作后，萊萬新成立的自動駕駛卡車公司 Otto 被 Uber 以 6.8 億美元收購，他出任 Uber 自動駕駛汽車項目負責人，同時又擔任 Uber 的技術副總裁。

　　此后的故事，公眾已然熟知。2017 年，谷歌發起與 Uber 的“世紀訴訟”，最終以 Uber 尋求和解賠償告終，Uber 向 Waymo 及其母公司 Alphabet 賠償價值為 2.45 億美元股份，同時將 Waymo 的技術從自家的方案中移除。

　　當然，始作俑者的萊萬得到了開頭我們提到的懲罰性判決。可以說，天才萊萬一步步走向硅谷創業神話花費了十年多時間，而跌落神壇也就是多走出了那么“聰明”的幾小步。從他這十多年間過山車式的經歷，我們可以管中窺豹地再多看看硅谷的創業文化和人才的浮華與迷失。

　　硅谷創業沒有“成功公式”，“失敗”的法則倒是清楚明白

　　硅谷，位于美國舊金山南部一大片狹窄灣區，幾乎是所有國內創業者們耳熟能詳的創業神話的發源地。代表硅谷誕生的仙童半導體的“八叛逆”已然成為傳奇；谷歌、蘋果的車庫創業故事也成為創業者們的精神圖騰，比爾蓋茨、扎克伯格為創業而從哈佛退學的成功路似乎也成為某些創業者在“離經叛道”時可以說服自己的神諭。

　　科技進步以及圍繞互聯網而產生的全新商業模式，真正造就了硅谷。半導體技術的出現和進步推動了硅谷的第一波創業浪潮，成就了英特爾、AMD 等廠商；互聯網的發明和興盛又推動了第二波創業浪潮，誕生了微軟、蘋果、谷歌、亞馬遜等 IT 巨頭。建立在互聯網軟硬件技術成熟基礎上，諸如 Facebook、Twitter、Uber、特斯拉等更多種類的創業公司紛紛誕生；而最新的十年，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再度興起，AI 創業又成為新的風口……

　　圍繞著硅谷的高校創業氛圍和早期創業公司的發起者們的開枝散葉，硅谷形成了一種強大的創業的聯盟，比如著名的 PayPal 幫，走出了創立特斯拉、SpaceX 的埃隆·馬斯克，創立領英的雷德·霍夫曼，還有硅谷投資教父的彼得·蒂爾等等。圍繞在圍繞、蘋果、谷歌、甲骨文等 IT 巨頭下面也產生了各自的創業派系，就連我們熟知的喬幫主也是被趕出蘋果后二次創業，直到再度回到瀕臨絕境的蘋果再度封神。

　　可以說，硅谷的老中青幾代人構成了當今影響全球 IT 產業的完整格局，性命攸關的激烈競爭又推動著產業格局在新舊強弱之間飛速更迭。硬件巨頭掌握核心科技專利，享受著“摩爾定律”下的技術紅利；互聯網巨頭掌握了流量和數據的寶藏，享受著全世界的人口紅利和巨額營收，通過技術專利和商業并購牢牢鎖死行業壟斷者的地位；同時又通過新技術賽道的投資，時刻提防新賽道闖進來的野蠻人，再次成長為新的巨人。

　　壟斷和收購是巨頭們的通行證，融資或賣身則成了創新者的救命草。現如今，硅谷的創業文化已經改變了原來的模樣。幾乎每個賽道都擠滿了競爭者，但幾乎每個賽道都能看到行業巨頭們的布局和資本觸角。新的一代的眾多創業者們似乎已經默契地接受命運的安排，盡快多輪融資成為估值意義上的獨角獸，以期被產業巨頭看上，賣出一個可以財務自由的好價錢。

　　這樣的說法可能以偏概全，但卻著實代表當下硅谷創業文化濫觴下的一種變形結果。

　　“Fake it till you make it”（假裝它直到你成功），是硅谷創業者心中秘而不宣的潛規則。

　　我有一個想法可以改變世界，這幾乎就是應用這一法則的標準開篇。一個看似市場廣闊但未經驗證（需要投資）的商業、技術理念，一兩個經過精心包裝的成功案例，一本字斟句酌、邏輯嚴謹的創業策劃書，一位外表不凡又談吐自信的創始人和他的“完美”成長故事，就很容易拿到各類創投基金開出的第一筆天使基金。

　　可以說，創業者們都曾是那些“為夢想窒息”過的一群人。無論創業成敗，大多都是投資人和創業者之間你情我愿的正常商業關系。比如擁千億美金的軟銀愿景基金投入上百億押注共享辦公空間 Wework，成為軟銀有史以來最大額的投資虧損。

　　但還有一種就是創業者赤裸裸的商業欺詐，對于投資人和大眾完全沒有底線的“瞞與騙”， 比如，曾經估值高達 90 億美元的硅谷醫療高科技血液診斷公司 Theranos 涉嫌核心技術欺詐，被多家機構調查后估值清零。

　　而對于天才萊萬來說，則介于這兩者之間。他幾乎是踩對了硅谷創業體系中的所有鼓點，用自己的創業公司替谷歌邁出了自動駕駛的第一步，將自己的技術公司高價賣身谷歌，最終又一步一個腳印地拿到了谷歌承諾的數千萬美元的期權變現。本來可以寫進谷歌自動駕駛輝煌歷史的天才少年，最終卻敗給了自己的野心和對商業原則的漠視。當從他決定用一塊硬盤拷走谷歌電腦里那些不屬于自己的技術資料的時候，結局已經注定了。

　　盡管我們很難總結出那些創業成功的企業有什么通用“公式”，而失敗的創業者則有一些共同的特質：

　　1、過于注重包裝自己，夸大目標和市場價值，而忽視真正的商業落地以及營收問題；

　　2、過度的依賴融資，信奉“不計利潤，用補貼占領市場”的思維定式；

　　3、對商業規則缺乏敬畏，聰明有余，底線不牢，為了野心甚至前面夸下的海口而不惜突破商業規則甚至法律底線。

　　硅谷人才體系下，“萊萬們”為何還有生存位？

　　硅谷的創業文化，是一種以技術、人才為核心，資本為燃料，商業創新為驅動力的新商業文化系統。頂級高校、科研機構提供最前沿的技術，輸出一流的人才，技術資本承擔了創業者的失敗風險，又有機會享受到高額投資回報，創新的商業模式又極大降低全世界的溝通、交易以及各類服務成本，提高了人類的整體福祉。

　　而對于涌入硅谷的這些創業公司的創業者和技術人員們，我們也可以看到一個層次豐富、體系井然的創業人才體系。

　　首先，最明顯的就是那些總是聚焦在鎂光燈下的明星創業領袖們。他們或是某類新技術的發明人，或者就是某類商業模式的開山鼻祖，或者就是力挽狂瀾、救企業于倒懸的商業奇才。當然，這一切贊譽都是在這些人獲得巨大的商業成功的前提下。他們就像是上學時候，我們身邊那些天賦異稟，又永不安分地要去實現遠大理想的“怪咖們”。

　　其次，就是支撐這些創業成功的中流砥柱的技術專才們。比如，來自斯坦福、加州伯克利、MIT 等高校的那些科研大牛和他們的技術團隊們；也有來自華爾街、高盛等熟稔商業運作的資本精英們；還有那些伴隨 IT 巨頭們一步步成長起來，開疆拓土的職業經理人們。他們就像是我們班級里的三好學生們，發揮永遠是那么的穩定。

　　再則，就是擁有一技之長但缺乏創業激情和膽識的廣大 IT 碼農和職業白領們，他們為整個商業世界貢獻了最多的聰明才智和時間精力，同時也享受優渥的中產階級的收入和生活水平。他們更像是每個班級當中成績平平的大多數，可能也曾有一個夢想，但還是為安穩生計，選擇幫那些大咖們去實現夢想。

　　在天才萊萬的曲折創業故事里，我們就可以看到典型的這類“產-學-研-商”的人才體系。萊萬的領路人，斯坦福大學 AI 實驗室主任塞巴斯蒂安·特倫是典型的“工程師文化”的代表。2008 年，特倫申請學術休假，帶著他的學生加入谷歌，成就了谷歌無人駕駛項目 Project Chauffeur”，被業界公認為“無人駕駛之父”。而最終，特倫選擇主動離開谷歌，創建 Udacity 以致力于科技教育普及，以及無人駕駛技術的開源共享。

　　而谷歌 Waymo 現任 CEO 約翰·克拉夫奇克，則是更典型的職業經理人，經歷專業的 MBA 訓練和多家一流企業的歷練，克拉夫奇克于 2015 年加入谷歌負責無人駕駛項目，此后擔任 Waymo 的 CEO 至今，正式將 Waymo 從一個燒錢的實驗項目變成千億市值的技術商業資產。

　　相較于兩位前輩，1981 年出生的萊萬則沒有這份耐心去創建自己的事業，或者成長為一個成熟的管理者來帶領 Waymo 走向商業化道路。也許沒人會否認他在技術選擇上的高超眼光，也沒幾個人有如此精明的創業手法能在谷歌體系下如魚得水，但他選擇在實現自己的事業野心和從零開始之間，走了一條捷徑，卻最終葬送了他在自動駕駛領域的遠大前程。

　　萊萬的“小聰明”是硅谷創業文化下衍生出的另一幅熱鬧景象，這里同樣是高大上的前沿技術、同樣是市場無限的商業前景。在追逐熱點和利益最大化的商業資本之下，熱錢洶涌，總會吸引那些熱衷冒險又無懼失敗的投機者和創業者，他們甚至愿意“合謀”起來吹起更大的商業泡影，等待下一個接盤俠的到來。

　　從硅谷的眾多案例中，我們可以找到許許多多的“萊萬們”。他們聰明冷靜、利益至上，熱衷資源整合，也善于制造營銷話題；他們捻熟投資人的投資邏輯和資本游戲，但常常缺乏足夠的耐心和持久經營的能力。甚至過于急功近利，越過商業原則和法律底線，飽嘗自己種下的自負的苦果。

　　在利益刺激下，創業者們更愿意冒險與自夸。這也許并無對錯之分，而只是商業的利益博弈的最優選擇。但從越來越多的成功案例和累積經驗來看，市場和消費者的選擇總會淘汰那些只在制造概念的創業者，而獎勵那些真正推動技術創新和商業效率提升的創業者和投資人。

　　也許，包容和允許失敗是硅谷推動創新的原生基因，這樣的機制可以讓更多年輕人在一無所有的時候，憑借聰明才智就可以開啟一番事業。但這一文化基因并不是助長“萊萬們”可以隨心所欲地投機取巧的護身符。好的創業者應該尊重商業規則、尊重市場規律、尊重社會常識，才有可能把短暫的創業成功，變成可以持續經營的終生事業。

　　2015 年，出走在谷歌的特倫在拉里·佩奇的支持下，創辦了飛行汽車公司 Kitty Hawk。而深陷訴訟之苦的萊萬，在 2018 年底又創辦了自動駕駛初創公司 Pronto.AI，他表示，想重新審視自己的過去和開啟對未來的新規劃。

　　硅谷總是會再給創業者下一次機會的。而現在面臨天價罰款的萊萬，是否還能重新出發，我們其實可以繼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