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澤平：“新基建”是有時代烙印的

原創

作者：小熊 2020-06-28 10:26:54

人工智能

新基建無疑是我國今年的一大熱詞。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要重點支持“兩新一重”建設，其中的一“新”，就是新基建。

【51CTO.com原創稿件】

新基建無疑是我國今年的一大熱詞。2020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要重點支持“兩新一重”建設，其中的一“新”，就是新基建。

基建，也就是基礎設施，是指為社會生產和生活提供基礎性、大眾性服務的工程和設施，是社會賴以生存和發展的基本條件。

國際上對基礎設施的定義共分為三層：

狹義指交通運輸(鐵路、公路、港口、機場)、能源、通信、水利四大經濟基礎設施;更寬松的定義包括社會性基礎設施(教育、科技、醫療衛生、體育、文化等社會事業)、油氣和礦產;最廣泛的定義延伸至房地產。

還有一種分類法，是將交通運輸、能源、通信、水利四類歸為經濟基建，將教育、科技、文化、醫療衛生、體育、養老、環保歸為社會基建。

在近日出版的《新基建》一書中，作者任澤平提到，基礎設施的基礎地位決定相關建設必須適度超前，基礎設施建設必須走在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前面，否則將制約經濟社會發展。

那么，我國基建的現狀如何呢?

目前，中國基建存量已居世界第一位，但人均水平和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是存在明顯的差距。改革開放以來，通過適度超前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中國快速成長為基礎設施大國，為快速成長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和世界制造中心提供了有力的支撐。

從數量上看，根據IMF 數據，2017 年我國公共資本存量達到48 萬億美元(2011 年不變價格計算)，位列世界第一，但人均公共資本存量為3.5 萬美元，在149 個經濟體中居第37 位，低于日本、俄羅斯、美國等。

從質量上看，中國經濟類基建質量評分為77.9(百分制)，在141個經濟體中排名第28 位，低于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

從區域看，因過去資源長期向欠發達地區傾斜，當前中國基礎設施已經發展到基本平衡，欠發達地區盡管密度較低，但人均水平不低，部分人均指標甚至較高。反觀東部地區，基礎設施由于人口和產業持續流入與聚集而短缺。

在經濟基建領域，我國基建總量居前，但人均水平和質量不高。

舉例來說，在能源領域，中國發電量和能源消耗居全球第一，但人均水平低，清潔能源占比低。又比如，我國的鐵路、公路、城軌里程都位居世界前幾名乃至第一名，但根據世界經濟論壇《2019年全球競爭力報告》的評分，我們的鐵路服務效率、道路質量，排名都遠低于日本、美國等。

而在社會基建領域，我們與美、日等國家的差距相較經濟基建更大。

比如，在科技研發領域，從絕對額看，中國研發總投入為美國的1/2。中國人均科研人員數也遠低于美、日。此外，中國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試驗發展階段的投入占比分別為5%、11%、84%，而美國的占比分別為16.9%、19.6%、63.5%。可見中國基礎研究投入明顯薄弱。

又比如，在中國每百萬人擁有博物館、公共圖書館數量分別為3.8、2.3 個，在美國這個數據則分別為92.3、27.7個。

任澤平認為，基礎設施是為經濟社會發展服務的，是應當為人口和產業發展服務的。當前，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因此，適應中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和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展的要求，在彌補過去基建的短板的同時，成為經濟發展的新引擎，這是新時代對新一輪基建的本質要求。

新時代產生了新需求，提出了新要求，凡是符合未來新時代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基礎設施都屬于“新基建”。——任澤平

“新基建”是指發力于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主要包含5G 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七大領域。

前面我們已經看到，中國雖然已經成為基礎設施大國，但人均基礎設施存量、質量與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明顯差距。由于中國過去長期注重投入推動能夠快速促進經濟增長的能源、交通運輸、通信等經濟基建，對社會基建重視相對不夠，所以醫療、環保、文化、體育等社會基礎設施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更為明顯。

因此，如果說20 年前中國經濟的“新基建”是鐵路、公路、橋梁，那么未來20 年支撐中國經濟社會繁榮發展的“新基建”則是5G、人工智能、數據中心、工業互聯網等科技創新領域基礎設施，以及教育、醫療等消費升級重大民生領域的基礎設施建設。

啟動“新”一輪基建，關鍵在于“新”，要用改革創新的方式推動新一輪基礎設施建設，而不是“四萬億”重來，簡單地重走老路，導致產能過剩、資源浪費和“鬼城”現象。

因此，“新”一輪基建應該要做到五個“新”。

一是新的領域。調整投資領域，在補齊傳統基建短板的基礎上大力發展5G、特高壓、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城際高鐵及軌道交通、充電樁等新型基建。

發展這些基建領域的用意何在?其實這些基建領域是相輔相成的。舉例來說，5G網絡因為具有高傳輸、低延遲、廣連接的特性，是建立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的核心能力。5G就相當于“信息高速公路”，因為能夠承載龐大的數據和信息并提供高速傳輸通道，補齊了一直以來制約人工智能、大數據、工業互聯網等技術發展的短板。而工業互聯網就如同“橋梁”，依靠“高速公路”來聯結人、機、物，推動萬物互聯和智能化。

但是，一個不能忽視的問題是，以5G基站、大數據中心為代表的的信息新基建領域都是耗電大戶。我們國家本來就是耗能大國，發電量、能源生產總量皆位居世界第一。我們國家80%以上的能源分布在西部和北部地區，但是70%以上的電力消費卻集中在東中部地區，導致資源分布消費嚴重不均。這些情況，都要求我們建立能夠保障能源供應和高效利用的電網。而特高壓正是建設能源互聯網、保障能源供應安全的關鍵一環。

所謂的能源互聯網，是指能將風能、太陽能等有隨機性、波動性的能源進行大規模開發、大范圍配置和高效利用的網絡，即“智能電網+ 特高壓電網+ 清潔能源”。特高壓的輸電能力是現有直流電網的5~6 倍，具備輸送容量大、送電距離長、走廊利用率高、線路損耗低的特點，能更好地連接電力生產與消費，并變輸煤為輸電，改善生態環境。

第二新是指新的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最終是為人口和產業服務的，未來城鎮化的人口將更多地聚集到城市群和都市圈，因此這些地區的軌道交通、城際鐵路、教育、醫療、5G 等基礎設施都將面臨嚴重短缺問題。在上述地區進行適度超前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夠最大化經濟社會效益。

2019 年中國城鎮化率為60.6%，可以說還有很大的發展空間，但未來新增城鎮人口將更多地向都市圈和城市群集聚。換言之，在城鎮化中后期，人口遷移將從城鎮化轉為都市圈化和城市群化。

有一種觀點認為，應該通過控制大城市規模而不是加大改善城市基礎設施來治理“大城市病”。過去“小城鎮派”的“控制大城市規模、積極發展中小城鎮、區域均衡發展”的計劃經濟思想，導致人地錯配、供求分離，一、二線城市高房價，三、四線城市高庫存。

就比如北京，政府每次在城市規劃方案中設定控制常住人口上限，但沒過幾年這個數字就被超過。就是因為總想著控制，基礎設施的配置總是在追趕人口的狀態，土地、軌道交通、公路、教育、醫院等均供給不足。正所謂“人往高處走”，我們應當尊重產業和人口向優勢區域集中的客觀規律，經濟發展條件好的地區勢必要承載更多產業和人口。

三是新的主體。要進一步放開基建領域的市場準入，擴大投資主體，尤其是有一定收益的項目要對民間資本一視同仁，給予各市場主體公平參與的機會，真正做到非禁即入、平等競爭。政府、市場和企業相互支持配合，市場能干的盡可能交給市場，政府提供財稅、金融等基礎支持。

四是新的方式。新基建的資金來源應該通過規范并推動PPP融資模式。所謂PPP融資模式，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公共部門與民營企業、私人資本合作來建設基礎設施，以此提高效率，拓寬資金來源。

與此同時，還需要給新基建新的配套制度變革。新基建大多屬于新技術、新產業、新經濟，需要不同于傳統基建的財政、金融、產業等配套制度支撐。就比如在財政政策方面，可以給研發支持加計扣除，給高新技術企業低稅率的優惠。而在貨幣政策方面，可以在低息融資、專項貸款、多層次資本市場、并購、IPO、發債等方面給予支持。

五是新的內涵。除了硬的“新基建”，還應該包括反映國家治理能力的軟的“新基建”，也就是制度改革。比如加強輿論監督和信息公開透明，改革醫療體制，加大汽車、金融、電信、電力等基礎行業開放，加大知識產權保護力度，改善營商環境等等。

當前面對疫情全球大流行、中美貿易摩擦、增速換擋、結構轉型等重大挑戰，中國正面臨千載難逢的歷史性機遇。危機并不可怕，關鍵是怎么應對，能否化危為機。

其實，回看歷史，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是大規模超前基礎設施建設的受益者。在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期，我國通過實施大規模超前基礎設施建設，不僅成功應對了危機，而且為中國經濟高增長和制造業崛起奠定了堅實基礎。

因此作者相信，新基建是應對當前經濟金融危機的最簡單有效辦法，因為它可以兼顧短期擴大有效需求和長期擴大有效供給，同時兼具穩增長、穩就業、調結構、促創新、惠民生的綜合性重大作用。“新基建”是未來新經濟、新技術、新產業的基礎設施支撐，是大國競爭的關鍵勝負手，在未來經濟社會發展中將起到擔大任、挑大梁的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