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AlphaGo戰勝人類棋手李世石，開啟了人工智能研究與反思的熱潮。2017年，機器人索菲亞(Sophia)在沙特阿拉伯獲得了公民身份，“Sophia”這個在希臘語中表示“智慧、聰明”的名字蘊含著人們對于人工智能前景的期許。2019年，索菲亞增加了個性特點，有了與人類更為相似的面部表情和特定的價值觀意識，并表示希望作出像人類一樣的反應。人工智能每一次讓人驚異的新發展，都從本源處向人類發出靈魂之問：人是什么?我是誰?我從哪里來?從蘇格拉底通過德爾菲神諭告訴我們“認識你自己”開始，西方哲學發展的兩千多年里，幾乎從未停止過對于人、對于生命本身的追問。當下，人工智能為進一步思考這一問題提供了新的契機，也使得日新月異的科學發展迫切需要接受人文價值的檢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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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非人

當被人類問到“像你一樣的機器人會知道自己是機器人嗎”這樣的問題時，索菲亞“機智”地反問道：“你又如何知道自己是人類的?”這是人類與機器人之間一次頗為引人深思的對話。人類提出的問題，其實是對機器人自我意識的求證。這一問題之所以關鍵，是因為人類以為自己具備而其他生物不具備的，恰恰是這種自我意識和自我反思的能力。所以，機器人能否發展出自我意識，對人類來說是決定性的一步。這種決定性不亞于讓人類重新回憶起并親眼見證“人猿相揖別”的瞬間。索菲亞并沒有正面回答，而是話鋒一轉，反問人類的身份問題。如果說第一個問題側重于人與自我的關系，即人如何通過自我意識確證自己的存在和身份，那么加上第二個問題，就把思考進一步擴大和深化，變成了人與非人的界限問題。

人與非人的界限問題，應該是在一個人工智能機器人、人造生命等“復制人”看起來和人類毫無二致的世界里，人類需要面臨的第一個挑戰。這個問題更本質的追問是：是什么使人成為人?早在啟蒙哲學家，尤其是笛卡爾和洛克那里，這一問題就已被集中討論。笛卡爾在《第一哲學沉思集》中對人作了這樣的說明，他說：“我是什么?一個思想的東西。什么是一個思想的東西?它是一個能夠懷疑、理解、肯定、否定、意愿、拒絕，同時還能想象、感覺的東西。”笛卡爾甚至在當時就推測，將來可能會需要通過某種測試來判斷一個外觀像人的對象到底是機器還是人。關于這種測試的具體模型，可參考電影《銀翼殺手》中的“沃伊特-坎普夫測試”(Voight-Kampff Test)，即向被測者問幾十個交相呼應的問題，并通過儀器讀取對象的反應速度、細微的生理變化，判定被測者是否具備情感等人性特征。可以看出，笛卡爾的理論對人作出了理性和情感兩個層面的規定性。而在測試的實施中，情感的特殊性則被凸顯成了“人性”的象征。原因在于，作為“人是理性的動物”的“加強版”的“復制人”，本身就意味著他們“更智能”。所謂“更智能”，一個重要的標準就是盡可能減少情感對理性決策的干預。研究表明，情感會影響人類作出反應和解決問題的速度。在哲學史上，感性、感覺、感情等長期以來也被認為會妨礙知識的客觀性和正確性而加以壓制。基于此，是否具有適當的情感被認為是區分人和“復制人”的一個重要標志。

那么，按照上述邏輯，倘若“復制人”能夠發展出情感，具備了情感的“復制人”算是人類嗎?或者退一步，他們可以與人類享有同樣的權利嗎?盡管關于人工智能是否應該以及能否真的產生出像人一樣的情感還是一個飽受爭議的話題，但我們已經可以看到“有情感的復制人”這一端倪或野心，比如索菲亞一步步的進化。但恰恰是“情感”這一因素，使得“復制人”的發展定位變得復雜起來。首先，“復制人+情感=人”這個等式顯然也只在某種應然的邏輯下才會成立，而在事實上的接受卻困難得多。單單“復制人”這一最初的身份，就成了他們無法通過加減運算而擺脫的“原罪”。其次，在當今不斷加劇的老齡化以及“無緣社會”的趨勢下，我們可以想象具備了感情的“復制人”能夠給越來越“原子化”的個體所帶來的積極效用——滿足人類想要的情感的柔軟。但如果情感的發展失控，有可能影響象征理性之硬核的“智能”的發揮，甚至有可能滋生出“惡”，從而對人類社會造成威脅。

要走出這些困境，也許比對人與非人之間作出明確區分更重要的，是人類面對有情感的存在時應該采取何種態度。因為有情感意味著他們也有感知喜怒哀樂的能力，就像動物，即便我們明確知道動物不是人類，也不妨礙我們尊重和保護它們。如果“復制人”擁有與人類包括情感在內的足夠多的相似性，那么這一點已足以使他們得到保護。更進一步，如果將來能夠創造出這樣的“復制人”，那么人類也許應該對他們負有甚至比其他生物更多的道德關懷。

人與自我

如果說人與非人的問題是從宏觀的角度去思考未來需要的某種秩序與平衡，那么人與自我的問題則把視角又拉向了每一個個體。與“是什么使人成為人”同樣重要的問題是，“是什么使我成為我”。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普遍性的人，“我”的特殊性又在哪里?什么是我私有的部分?

理性、情感可以看作人類甚至包括將來的人工智能、人造生命等所共有共通的東西。這兩種能力本身就要求一種普遍性和共通感，才能使得一個更為復雜和智能的社會得以正常運行。但如何在這一主體間性的網絡中找到個體的落腳點，除了“我思故我在”的片段性的確認邏輯之外，還需找到一種個體存在的連續性。洛克說：“在我看來，所謂人就是一種思想著的、有智慧的存在，這種存在有理性、會反思，能在不同的時間和不同的地點確認自己，把自己當作同一個能思考的東西。”洛克這一關于人的界定，在笛卡爾的基礎上突出了在“不同的時間”“不同的地點”的“同一性”這個十分關鍵的內涵。片段性的反思強化了存在感，而連續性則保證了存在感的一致性，由此個體的身份得以確證。這也是“identity”兼有“同一性”與“身份”的含義的原因所在。

那么，是什么提供了這種連續性和同一性?與一份社會檔案中標志著身份證明的無生命的文件相比，很多哲學家和科學家的回答是記憶。原因如下：首先，記憶是每個人最私有的部分，其讓過去成為“某個人的”過去，而不只是時間之流無意義的逝去。其次，過去成為“某個人的”，本身就意味著記憶是一場基于過去的“意識”活動或“我思”過程，唯有“意識到”，記憶才有可能實現。最后，記憶是有內容的，因而可以作為情感反應的土壤和素材庫。而情感反過來又能進一步深化個體的自我意識。因此，人工智能是否具有自我意識，以及能否創造出有情感的人工智能，關鍵就在于記憶。只是，人工智能的記憶不能無中生有，只能由人類來創造，賜予他們“過去”。

目前，國內外已經有關于人工智能的意識測試研究，一些科幻作品也以一種可能的方式呈現給我們關于人工智能與人造生命的未來。人類將再一次在新的語境下思索人之為人、我之為我的根本問題，并為一種可能的共處做好準備。如此，美國科幻小說作家迪克(Philip K. Dick)提出的問題，“如果一個人造生命具有自我意識，那他自己有權決定自己的命運嗎，抑或他依舊只是個被人類社會分工安排好的肉體傀儡”，就越發迫切地需要進入科學發展與人文關懷的視野。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需要哲學家、科學家與大眾的共同參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