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聯網紅利時代的悄然落幕，以寫代碼為生的一些職場人，走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

　　“過去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互聯網從業者在北上廣深杭這些城市之間流動，比如從北京這種房價比較高的城市，向杭州這種有房價優勢的城市流動。”互聯網招聘平臺拉勾聯合創始人鮑艾樂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但最近幾年，她發現一些從業者開始大量從北上廣深杭向其他二三線城市流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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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背后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行業的發展已經進入成熟期，即便在北上廣深杭這樣互聯網產業發達的城市，新晉“打工人”也很難迅速積累財富。

　　“互聯網行業剛剛爆發時是帶有光環的，這很像 20 年前的外企，很多程序員可以靠頻繁跳槽獲得高薪，企業也愿意為這個泡沫付錢，但現在這種溢價少了，大家都漸漸回歸到生意的本質。”鮑艾樂說。

　　另一個趨勢是，二三線城市對于碼農的崗位需求在增加。根據職場社交平臺“脈脈”發布的《2020 人才流動與遷徙報告》，中國 IT 互聯網產業正在向二線城市擴展，所需崗位也從測試、運維等基礎技術崗位，向產品研發等核心崗位傾斜。在廈門、珠海、南京等城市，高級 JAVA 開發工程師、前端開發工程師、C++開發工程師等崗位的需求量都排在首位。

　　更重要的是，在很多二三線城市，互聯網行業的邊界已經被打開，一些深受“996”“007”之苦，同時很難晉升到管理崗的碼農會意識到，自己大可不必局限于租房敲代碼的生活，他們可以將學到的互聯網思維用在任意城市的任意行業。至于工作技能，那就更不必擔心，因為從一線城市積累的經驗，可以讓他們“降維打擊”。

　　然而，多位從一線“轉戰”二三線城市的程序員向《第一財經》YiMagazine 坦言，現實并沒有想象得簡單和輕松。雖然物質層面的生活壓力變小了，但想要適應二三線城市的新工作環境并不簡單，他們多少都經歷了技能需求、職場溝通、職業規劃上的“水土不服”，在這個過程中，不少人還萌生了再次回到一線城市的想法。

　　那么，當面對是否要回到二三線城市的抉擇時，程序員應該如何選擇，幾位“過來人”的真實經歷或許可以提供一些參考。

　　01、崗位相同，但環境可能會“截然不同”

　　從動機來說，一位職場人從一線回到二三線城市的原因，大多可以歸納為以下幾個關鍵詞：生活成本，精神壓力，家庭和愛情。程序員們也不例外。

　　趙祺鈞是較早一批從一線轉戰二三線的程序員，2004 年大學畢業后，他進入一家消費類電子企業的總部上班，地點在廣東省惠州市。這份工作持續了 4 年，互聯網浪潮來臨后，由于惠州距離深圳不過 90 多公里的車程，因此趙祺鈞和很多想要“拼一把”的年輕人一樣，跳槽到深圳一家風頭正盛的通信技術公司上班。但這份工作僅僅維持了 2 年，他便再次回到惠州。

　　“最主要的原因是妻子懷孕了。”趙祺鈞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當時他也有另一個選擇，就是讓妻子過來深圳安家，但那時深圳的房價對他來說太高了，坂田的萬科城已經接近 1 萬，是惠州的三倍。已經在惠州置業的他，決定回去。

　　2010 年，中國互聯網行業的紅利剛剛開始，阿里巴巴已經推出淘寶商城，百度的網頁搜索市場份額即將突破 80%，騰訊 QQ 的最高同時在線用戶數突破 1 億，華為超越了諾基亞西門子和阿爾卡特朗訊，成為全球僅次于愛立信的第二大通信設備制造商。

　　趙祺鈞做出這樣“急流勇退”的選擇并不容易，他所在的部門是信息管理部，負責公司的信息化系統建設。過去兩年里，他非常適應公司倡導的“狼性”文化，離職之前，領導還正在計劃派他去歐洲一起開拓市場，這對收入和崗位晉升都是一次很好的機會。

　　“但陪伴小孩成長更重要，這不是錢的事。”趙祺鈞說。幸運的是，惠州的老東家依然有相關的崗位空缺，這讓他不必在 IT 崗位本不充足的城市重新尋找工作，只是薪酬降了 30%。

　　需求不足、崗位不對口、收入低曾是很多程序員考慮去二三線城市的顧慮點，然而最近幾年，互聯網紅利已然下沉到更低線城市，不少大廠也在二三線城市設立了分公司，想找到一個對口崗位，已經變得容易多了。

　　徐躍便踩中了這樣的“紅利”。2017 年以前，他在杭州華為工作了 3 年，從事軟件開發工作，就在他剛剛擁有車牌和購房搖號資格時，一位獵頭找到他，稱他的家鄉浙江金華有一家“獨角獸”游戲公司正在招人。想到有機會離身體狀況欠佳的母親、異地戀的女友更近一點，他第一次動了回家的念頭。

　　徐躍是一個保守的人，他只身回到金華參加面試，并沒有告訴家人。雖然只是一次面試，但下火車、坐上公交車的那一刻，他瞬間感到了不舍：“畢竟習慣了杭州的繁華，而且想到我身邊最最優秀的人脈，也都在杭州。”

　　入職不久，落差感更加明顯。在金華的公司里，員工基本各自操作一個模塊，之間溝通需求的效率很低，沒有明顯的“團隊感”，更令他不適應的是，除了溝通交互、測試外，同事之間很少探討工作之外的技術話題。

　　除了分工、協作等工作方式的不同，一些管理規則上的差異，也會讓追求高效的程序員難以適應。

　　兩年的深圳大廠生活，讓趙祺鈞多了很多對照視角，他坦言自己回到惠州的頭半年，時常會產生“看不慣”的情緒。

　　在深圳的公司，信息管理部的技術團隊會被分成一二三級，當業務部門發來需求時，一級團隊解決不了的會過濾給二級團隊，如果再解決不了，則會過濾給三級團隊，這樣能夠提高解決問題的精確度和滿意度。然而在惠州的公司，IT 部門的人員分組是“粗放”的，因為統共不到 50 余人，技術人員隨時會被業務部門的各種問題打斷。

　　“這里面有一些問題可能是真的問題，有一些可能根本就不是問題。”趙祺鈞說。

　　其實不管是 IT 崗位還是其他崗位，一線相比二三線城市，在人才和崗位數量的儲備上都更為充足，人們分工明確、各司其職，競爭激烈、流動性也很大，這大大降低了崗位的錯配率。然而在二三線城市，很多崗位是“一個蘿卜一個坑”，流動性小，甚至一人分飾多角，同時負責很多項工作，這導致很多崗位的專業性不強。

　　類似的效率低下問題也體現在規則的設置上。趙祺鈞回憶，在財務報銷流程上，深圳的公司是假設每個員工都是誠信的，因此只要提交報銷電子流，財務便會快速打款，紙質憑證可后續再補，如果發現員工作弊，就會降低他的誠信等級，取消快速報銷的資格。然而惠州的公司則是假設每個員工都有可能作弊，要提交全部憑證才能報銷，且財務審核的過程十分冗長。

　　雖然趙祺鈞很快調整心態接受了這樣的現象，但顯而易見的差距，為他后來決定辭職創業埋下了伏筆。多位有相似經歷的碼農都對《第一財經》YiMagazine 表示：“到了這你會發現，寫代碼不累，和同事溝通，理解技術需求，反而更累。”

　　02、生活壓力小了，但職場焦慮沒有消失

　　雖然二三線城市的競爭并沒有一線城市激烈，但程序員也無法回避一名技術人員的職業規劃問題。需要警惕的是，在一線城市勾勒的職業規劃，可能并不適用于二三線城市，選擇公司的邏輯也不能按照以往的慣性思維。

　　郭劍輝就吃過這方面的虧。他的前幾份工作經歷都在杭州、北京這樣的大城市，且都是互聯網大廠的開發崗，在北京，他還曾進入一家做教育的創業公司。2018 年，出于和父母子女團聚的考慮，郭劍輝打算回到老家濟南生活，但“轉移”的過程花費了他漫長的 3 個月時間。

　　用他的話來說，濟南是一座缺乏互聯網基因的城市，這里的傳統行業居多，幾家公司溝通下來，他發現這些公司的開發項目大多采取“外包”形式，老板對開發的需求描述甚至都不明確。因此，后來郭劍輝不再考慮一些上了規模的企業，而是想找一家能一起成長的創業公司。

　　“如果現在讓我重新做這個選擇，可能會截然不同吧。”他告訴《第一財經》YiMagazine。但遺憾的是，最終他沒有找到這種理想中的“小而美”的公司，權衡各方條件后，他選擇了一家待遇相對較高、對公司愿景比較認同的創業公司，擔任技術負責人。

　　讓郭劍輝一度有些苦惱的原因是，在這種二三線城市的創業公司，一位技術負責人想要有好的職業發展，除了技術好之外，還需要更多的“軟技能”。比如他要和市場人員一起寫方案、拿項目，和B端和G端的客戶直接對接——在大公司，這更多是市場部、產品部才需要深度參與的內容，郭劍輝此前并不擅長。

　　造成這種定位差距的原因是，一些二三線城市缺乏優質高校，因此 IT 技術人才的供給很少，從而缺乏以技術為驅動的公司，更多是解決軟件服務的場景，工作內容也是“項目制”的。在技術壁壘不高的情況下，公司為了生存，就需要花更多時間打理關系，從而拿到項目。

　　“了解招聘市場的人會知道，一線城市有大量 To C 的互聯網產品，需要人們擅長處理高并發等技術問題，并且不斷迭代；而二三線城市更多需要的是做軟件系統的人，是 To B 的，對于程序員來說，這是兩種不同的人才模型。”鮑艾樂說。

　　在她看來，去二三線城市找工作之前，程序員們最好先充分了解當地的產業現狀，可優先選擇本地“優勢產業”，比如成都的游戲類企業，珠三角地區的軟件類企業，以及江浙滬的電商、直播類企業。此外，大國企的信息化部門也是一個穩定系數比較高的選擇。

　　不過郭劍輝提到，像他這樣在一家非一線城市的創業公司工作，沒有 24 小時 oncall 和被 996、007 支配的恐懼，精神壓力也小了很多。

　　“二線城市很難碰到一個有海量用戶的場景，流量也沒有多大，甚至都不會出現高并發的現象，你不用拼命搶占市場、爭奪用戶資源，所以開發人員的壓力小，更容易實現 WLB（work life balance），這也是很多中年互聯網人不惜奮斗到頭發掉光而追求的生活狀態。”雖然他有些遺憾自己沒有像一些技術專家一樣在技術領域持續深入，但作為一家創業公司的技術負責人，他已經擺脫了碼農的 35 歲失業恐懼，在公司里建立起自己的技術體系，從“吃青春飯”過渡到“事業”上。

　　“技術”是行業從業者普遍存在的焦慮。對于身處二三線城市的程序員來說更是如此。一線城市的互聯網公司通常也是技術牛人的聚集地，無論是公司內部討論還是民間的交流活動，IT 氣氛都比二三線城市濃厚，同時二三線城市的生活節奏更為安逸，因此不少程序員也會喪失探索新技術的動力。

　　然而，如果放松對新技術的學習，二三線城市的程序員也很可能會遭受從一線城市來的“后浪”的降維打擊。

　　為了避免掉隊，很多程序員會通過社群、知識付費等方式，讓自己的技術進步速度和一線城市看齊。“其實學習這件事和城市無關，現在上班時間少了，反而有更多時間看書，研究新技術，在一線城市，你可能光忙著寫代碼搬磚了。”徐躍說，同時讓他欣慰的是，最近幾年金華陸續建成了多個科技園，阿里、百度的運營團隊也在其中，讓這里 IT 氣氛多少有些改善。

　　03、有人回到一線城市，有人成了“斜杠青年”

　　一個必要的心理準備是，來到二三線城市要做好克服“失落感”的準備——不那么高效的工作流程，不那么創新的技術，不那么野心勃勃的公司愿景，與不是大牛的人共事，銳減的薪酬和福利，以及不那么“酷”的生活圈子。

　　“尤其對于程序員，回老家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城市選擇，而是一系列的組合選擇，要調研好是否有匹配的崗位，如果需要團隊協作，還要看當地有沒有這個環境，生活層面也要考慮，雖然都說二三線城市歲月靜好，但你去了以后是否真的‘靜’得下來。”鮑艾樂說。

　　對二三線城市的種種水土不服，也讓一些碼農“逃回”了一線城市。

　　郭劍輝身邊就有不少這樣的案例——某公司用幾個月的時間挖來一線城市某大廠的總監，僅獵頭費就高達數萬元，然而半年不到，這些總監就陸續離職回到一線城市，他們無法適應薪資待遇、公司氣氛和工作方式上的落差，這與他們的職業規劃不符。

　　趙祺鈞也遇到了類似的職業瓶頸，那是在 2015 年，他已經在公司的信息管理部做到中層。“到了中層后，你會發現很多公司的結構性問題，一些自上而下傳遞下來的東西，你明明知道那是錯的，但還是要去執行，就會覺得很荒謬。”

　　于是，趙祺鈞決定和另外四名同事一起出來創業，對接一些企業的 IT 系統建設需求。然而幾位技術背景出身的人，都不諳熟銷售之道，這讓他們新公司幾度陷入“接單難”的境地。同時，惠州的 IT 技術人員，尤其是前端開發人才匱乏，幾位創始人不得不付出更多的時間成本招聘。這些新技能的“get”，本不在趙祺鈞的職業規劃中。

　　徐躍也獲得了一些“意料之外”的職業發展，如今他已經晉升為架構師，是項目組里后端開發的骨干，不過他今年的目標是，把自己培養成一名“斜杠青年”。

　　工作之余，徐躍正在嘗試將學習到的 IT 知識輸出到一個名為“程序員小躍”的公眾號上，這個動力很多來自于在大城市里搞副業的小伙伴，比如他看到一位杭州的程序員會利用周末時間當西湖的導游。還有的人在二三線城市做著制作短視頻的副業，或者利用大城市的技術積累，為一些小公司提供技術咨詢服務。這些“兼職”不僅可以增加收入，還能提高生活的充實感。

　　不過，徐躍依然會勸身邊有回二三線城市想法的程序員，謹慎再謹慎。“《三十而已》中的王漫妮就是個例子，在大城市生活久了，很多潛移默化的習慣是你意識不到的。”他說。

　　今年上半年，趙祺鈞的公司已經發展到 20 余人，他剛剛在惠州購入了一套 2 萬元/平方米的學區房。有趣的是，作為公司的研發和產品負責人，他又恢復了早 8 晚8、大小周的工作節奏，甚至還打算在明年轉去銷售崗嘗試一段時間，挑戰自我。

　　趙祺鈞發現，在他的朋友圈里，有不少過了 30 歲的程序員會思考去壓力更小的城市生活，其中不乏有人轉行考公務員，或者用一線城市攢下的積蓄做點小生意。不過他會建議年輕的 IT 工作者最好多去一線城市打拼幾年，這樣在二三線城市才會有更多的選擇。

　　“有的人可能在十幾歲的時候就知道自己想干什么，然后一直朝著這個目標前進，他們的每一步都是非常堅定的。但也有人在一線城市工作，覺得壓力大、買不起房，回到小城市又不甘心，害怕沒什么機會，所以來回做權衡。如果你會這么去想的話，那就表示你是像我一樣的普通人了。”趙祺鈞說，“而我們有能力做到的，就是不為自己的人生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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