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數據與算法的人工智能技術易將教師的教學活動及專業發展框定在刻板的程序化結構中。在不斷追求計算理性的過程中，傳統教師職業角色受到了強烈沖擊，致使教師在職業工作、知識傳授、立德樹人、管理決策等方面喪失角色優勢，轉變教師自身角色認知、重塑教師身份屬性與內在意蘊的訴求日益強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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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挑戰教師角色獨特性

教師角色指社會對教師職能和地位的期望與要求，而教師職能的復雜性注定了教師具有多種身份角色。隨著人工智能在教育實踐中的廣泛應用，教師角色的獨特性將面臨重大挑戰，主要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是教育工作者的角色淘汰挑戰。隨著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虛擬教師、智能導師、智慧學伴等逐漸普及應用，教師的大量工作將逐漸由智能機器人完成，教師職業身份面臨著“淘汰挑戰”。首先，作為一種被視為提高教學效率的“教育工具”，人工智能的教育應用在一定程度上受當前愈演愈烈的功利主義教育價值觀影響，使得教師與人工智能技術間的“人—技”關系有可能走向對立格局。其次，人工智能在動態采集教育數據、開展精準化教學、定制高效學習方案等方面明顯具有一定的獨特優勢，其在教學實施、課堂管理、知識存儲等方面所體現出的精準性與高效性，使人們對于人工智能將會在何種程度上取締教師職業身份的恐慌與焦慮日益增加。

二是知識權威者的角色拆解挑戰。傳統的教學方式以教師的課堂知識傳授為主，學生獲取知識的途徑較為單一，教師作為知識權威的身份較為穩固。基于人工智能的系統、機器等具有遠超人腦的知識存儲量以及強大的數據分析能力，海量的信息與知識涌現在終端設備與交互媒體上，學生獲取知識的時間和空間不斷拓展，師生之間非對稱的知識占有關系受到巨大沖擊。受個人精力有限、專業素養不足、教學環境與模式固化等因素限制，教師知識的獲取速度遠遠落后于智能時代知識的創生與傳播速度，教師的知識更新速度和存儲容量在智能機器與大數據面前顯得微不足道。由此，在人工智能時代，教師將不再是學生獲取知識的主要渠道，教師傳統的知識權威角色將逐漸遭受淡化與拆解。

三是立德樹人者的角色失位挑戰。師生雙方之間的情感互動與心靈交流是教師貫徹立德樹人教育理念的關鍵，而人工智能支持下的新型學習格局無疑會給師生交互帶來新的困惑與挑戰。相比于傳統教育，過度依賴程式化與數據化的技術工具，會在一定程度上忽視品德與人性培育中的情感互動與關愛。在情感捕捉、智能語義識別等技術的支配下，師生交往看似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實際卻是人與數據、算法之間的交往，基于人工智能技術、大數據分析的教學與管理弱化了師生交往中的人性之維。由此，人工智能驅動的在線交往壓榨了師生情感對話的行動域，師生對話過程難以持續彰顯師生雙方的生命價值與人性立場，教師在扮演立德樹人角色的過程中逐漸成為“旁觀者”，面臨尷尬的“失位”窘境。

四是管理決策者的角色依賴挑戰。教師在教學設計與實施、班級管理、課程開發與執行過程中，總會面臨著諸多行動抉擇與事項厘定，即教師亦具有管理決策者的身份。隨著教育決策過程的智能升級逐漸成為不可避免的教育變革趨勢，部分教師開始過度依賴教育大數據與算法分析結果，喪失了教師作為行動決策者的主體性價值、主觀能動性與職業敏感性。久而久之，人工智能可能會成為部分教師決策的主要依據，更多的行動決策問題將被交予人工智能算法處理。由此，人工智能技術有可能逐漸遮蔽教師對所處環境的認知和判斷能力，導致教師在管理決策過程中忽視自身獨有的教育實踐智慧，甚至過度遵從或依賴基于智能技術的教育決策與管理方案。

再造教師角色的行動路徑

面對人工智能時代的教師角色挑戰，亟須重新審視技術哲學視域下教師與人工智能技術的“人—技”關系，厘清人工智能時代教師角色的存在價值。具體而言，人工智能時代的教師角色重塑可關注以下四個方面的行動路徑。

一是在職業工作方面，教師應從恐懼技術走向勝任技術。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這注定人工智能與教師職業不是替代與被替代的關系，而是一種“人—技”協作關系。因此，教師需轉變對人工智能的恐懼心理與抵觸情緒，主動將智能技術勝任力要素納入自身專業素養框架之中，增強對人工智能技術的駕馭能力與協作能力，積極建構人工智能教育應用的創新路徑，充分發揮人工智能運用于教育的種種優勢，實現技術理性與價值理性之間的良性平衡。例如，教師可依托數據采集與分析技術、智能化學習測評工具等，從程序化的常規教學工作中解放出來，從而將更多精力置于非預設、非線性的教學工作之中，形成與人工智能技術優勢互補的人機協同架構。

二是在知識地位方面，教師應從傳遞知識走向建構知識。一方面，教師知識權威的重構需建立在專業知識建構性認同的基礎之上，故教師應摒棄傳統的知識傳遞者角色，正確審視與適應人工智能時代知識的產生與流通方式，基于智慧教育環境下的在線會話、交流、共建和共享，為學生知識學習與聯通提供方法、工具與資源支持。另一方面，為有效應對人工智能時代知識屬性的多變性，教師需樹立終身學習理念，主動學習包括學科專業知識、人工智能應用知識在內的理論知識與實踐技能，不斷提升自身智能教育素養，不斷激發自身對于人工智能時代知識生成、篩選與共享的理解力與創造力，促使自身成為知識建構的引導者。

三是在立德樹人方面，教師應從算度立場走向人文立場。從育人角度而言，雖然計算機等技術手段取代了教師的部分工作，但學校教育的本質并沒有發生變化，教育是富有人性的活動，教師與學生之間的關系重在對話與溝通。相對于人工智能而言，教師所具有的反思能力、批判能力、直覺思維、同理心等天賦特質，使其能夠超越“教書”的行動邊界，更多地擔負起“育人”使命。因此，面對人工智能可能帶來的師生關系異化、價值觀偏移、倫理風險等現實難題，具備“立德樹人者”身份的教師亟須在被數據與算法影響的師生交互空間中探尋品性培育之道，鑄牢教育立德樹人的人文立場，成為學生德育的引導者。

四是在管理決策方面，教師應從行動依賴走向理性能動。當教師的管理決策完全受制于人工智能算法與大數據分析結果時，其行動主體性與角色能動性將逐漸被基于數據智能的個性化管理決策體系所侵蝕。因此，教師的管理決策與人工智能的關系應從過度依賴轉向有機互融，即教師應該從“算法數據的奴役者”成長為“理性能動的自決者”。盡管人工智能具備強大的分析與自適應能力，但歸根結底依然是人類能力的自我延伸，在教育行動決策中所扮演的只是輔助角色。由此，教師仍需基于自身經驗，在依托人工智能技術對學情數據、教學數據進行智能分析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身創造性、想象力、教育智慧與專業素養，制定能夠彰顯自身教育理念與價值取向的精準化管理決策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