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從事了十幾年信息化工作的IT人，多年來在大家的眼中，信息化幾乎就是先進生產力的代名詞，信息化建設幾乎等同于提高生產力。

近幾年來，不知道從何時開始，數字化的概念在社會上廣泛流行，網絡輿論也幾乎一夜之間把信息化定為“過時”的理念，信息化從“小甜甜”變成了“牛夫人”。這些大家應該都深有體會。

對于信息化與數字化的關系，國內各路專家、學者的解讀也是不盡相同，大體上認為數字化相比信息化處于更高的發展階段，但由于對數字化和數字化轉型的概念認識并未形成共識，這“數字化熱”就更加莫名其妙了。

今天我主要是和大家一起對信息化、數字化、數字化轉型的概念來源和在中西方的發展歷史做一個回顧。相信看過之后，大家自然心里清楚。

一、你所說的數字化——數字化轉型的由來和歷史

在很多時候，大家在把信息化和數字化放在一起比較的時候，討論的數字化，其實是指數字化轉型。對于數字化轉型的由來和歷史，要從“數字經濟”這個詞說起：

上世紀 80、90年代互聯網技術日趨成熟，隨著互聯網的廣泛接入，信息技術與網絡技術相融合，從信息產業外溢，在加快企業管理和生產自動化的同時，不斷產生新生產要素，形成電子商務等新商業模式。

1995年美國學者塔帕斯科特在《數字經濟——聯網智力時代的承諾和風險》中正式提出數字經濟概念，認為信息技術的數字革命，使數字經濟成了基于人類智力聯網的新經濟。1998年、1999年、2000年美國商務部先后出版了名為《浮現中的數字經濟》(I，II)和《數字經濟》的研究報告。這些報告均以分析信息產業、電子商務、網絡經濟等有關信息經濟的發展為內容。數字經濟的概念被越來越多的人士所接受。

世紀之交數字經濟概念的出現、傳播，并被廣泛接受，是數字經濟快速發展與廣泛應用的背景下，數字技術經濟范式朝著更廣泛、更深入、更高級發展的表現，將帶來經濟社會面貌更為深刻的巨變。

中國國家統計局在《數字經濟及其核心產業統計分類(2021)》中將數字經濟分為“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

“數字產業化”即數字經濟核心產業，是指為產業數字化發展提供數字技術、產品、服務、基礎設施和解決方案，以及完全依賴于數字技術、數據要素的各類經濟活動。

對于“產業數字化”，2020年6月，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與京東數字科技研究院在京聯袂發布《攜手跨越重塑增長——中國產業數字化報告2020》首次專業闡釋了“產業數字化”：產業數字化是指通過運用數字技術，對企業生產、經營、管理等各個環節進行改造和優化，以實現企業“降本增效”，提升競爭力。產業數字化的核心是數據，通過對企業內部和外部數據的收集、整合、分析和應用，實現企業決策的科學化、精細化和智能化。

而企業數字化轉型就是企業開展“產業數字化”轉型。

通過回顧數字化轉型的由來和歷史，我們可以看出，這個概念原本是相當清晰的，我們稱之為狹義的數字化轉型。然而在實踐中，我們體會到，我國各類學者、專家、企業高層對于數字化轉型的理解偏差極大，概念非常模糊。就像有的學者所說，它“已經成為一個過度使用和濫用的包羅萬象的術語，用來描述與數字技術有關的一切事物” 。

為什么會這樣?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來回顧一下中國企業和西方企業在面對數字化轉型時，企業經營管理基礎的不同。

二、信息化和數字化之爭——談中西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時，不同的經營管理基礎

對于數字化轉型這個概念在中國企業界和學術界的模糊化，筆者認為是由中西企業在面對數字化轉型時，企業經營管理基礎的不同造成的。

為了闡釋這個“不同”，我們回到“數字化”這個詞。“數字化”的本源來自信號處理從模擬信號到數字信號轉變的過程。從模擬信號到數字信號，要經歷“抽樣”、“量化”、“編碼”三個階段。20世紀30年代，奈奎斯特采樣定理明確說明了抽樣頻率與信號頻譜之間的關系，即當抽樣頻率大于信號中最高頻率的2倍時，抽樣后的數字信號能夠完整保留原始信號中的所有信息。采樣定理為數字化技術奠定了重要基礎。

按照《從信號處理到數字化和數字化轉型》和《數字化轉型“降本增效”的底層邏輯是什么》中的觀點，我們把業務從數字化到數字化轉型，合并為“業務活動步驟化”、“步驟環節要素化”、“要素數據規格化”、“以數據為中心的業務變革”四個階段。其中“以數據為中心的業務變革”就是本文第一章提到的狹義數字化轉型。而“步驟化”、“要素化”、“數據規格化”這三步，分別對應模擬信號“數字化”中“抽樣”、“量化”、“編碼”這三步。我們稱之為業務“數字化”。

正如我們在《數字化轉型“降本增效”的底層邏輯是什么》中提到的，近代以來企業管理先后經歷了“科學管理”、“精益管理”和“管理自動化”三個階段，分別對應了“業務活動步驟化”、“步驟環節要素化”、“要素數據規格化”這業務數字化的三步。西方企業在工業化進程中，完整經歷了上述三個階段，流程管理、精益管理、標準化管理的理念根植于企業文化當中。可以說，西方企業是在完成了“數字化”的基礎上，再開展“數字化轉型”的。

而中國的大規模工業化，是從新中國成立之后學習蘇聯經驗基礎上集中開展的計劃性工業建設開始的，而接觸并學習西方企業先進的生產、管理和經營理念，更是在改革開放以后。中國企業的管理理念并未完整經歷“科學管理”、“精益管理”這兩個階段，而改革開放后的80年代和90年代初，正是西方企業管理經歷以PC的普及、無紙化辦公、計算機控制下自動化生產線為標志的“管理自動化”變革的階段。大量的中國企業接觸了信息技術，引進了西方生產線、使用了PC機辦公，直接跳過“科學管理”、“精益管理”階段，也使用了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名詞—“信息化”。百度百科將信息化定義為“信息化是指培育、發展以智能化工具為代表的新的生產力并使之造福于社會的歷史過程。”這一定義，筆者認為本身就很符合中國企業當時的經濟和社會現狀，以及實際需求。而“信息化”這個詞在西方國家就幾乎沒有流行過。對于這一階段西方企業和中國企業管理的差別，用一句也許略顯夸張的話，就是“中國企業用微信群搞語音和文字管理，西方企業在線下搞流程和精益管理”。

隨著云計算、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新興IT技術的飛速發展，數據的重要作用越來越凸顯，通過對企業內部和外部數據的收集、整合、分析和應用，實現企業決策的科學化、精細化和智能化這一理念在西方企業界逐漸形成共識。而對于原本就擁有良好“數字化”基礎的西方企業，其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把企業手中掌握的大量涉及生產、經營、管理的數據利用起來，實現“以數據為中心的業務變革”，是順理成章的事。對于西方企業而言，數字化轉型的重點就是對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的有效運用。

中西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時，不同的經營管理基礎

而中國企業在沒有經歷“科學管理”和“精益管理”變革的情況下，長期處于粗放式經營管理狀態，在嘗到了單純采用信息技術這一“信息化”短暫的紅利后，企業經營效率的提高很快遇到瓶頸。在21世紀初十幾年人口紅利的支持下，并未明顯察覺到在“數字化”方面與西方企業的差距。而近年來，由于眾所周知的因素，企業“降本增效”的壓力越來越大，正逢西方企業開展“數字化轉型”，于是信息化的落寞和數字化(實為數字化轉型)的興起就可以理解了。

而在實踐中，由于大多數中國企業未經歷“科學管理”和“精益管理”變革，企業在管理中缺乏積累和使用數據的流程、標準、要素、人力、架構等各類基礎，在引進西方企業理念，開展數字化轉型建設過程中，缺數據、數據假、數據質量差等問題成為各類企業的通病。數據是數據、管理是管理、決策是決策，數據、管理、決策三張皮的現象也是普遍存在。以上體現出的數據問題和管理意識的差距，如果不解決，想通過單純使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等技術措施，實現“降本增效”的想法，無異于“水中撈月”。

而對于中國企業，在整體管理理念落后的情況下，各類企業管理經營水平不平衡的現象也廣泛存在。在這種情況下，對于數字化轉型這個詞的含義，在中國被泛化、模糊化，筆者理解這其實是基于現實的無奈之舉。例如想要利用大數據和人工智能，就要做好數據治理和流程管理，而這又需要精益管理和科學管理......

三、透過現象看本質——重要的是知道想要什么，該怎么干

筆者一直以來其實都在回避數字化轉型的準確概念，以及信息化與數字化概念之爭的問題。本來只想講講數字化的干貨，講講方法論。但是如果大家糾結于這個問題，往往會被一些專家的宣講或企業的宣傳所引導，偏離了本企業的發展方向，迷失了道路、忘記了初心，這也是很多企業數字化轉型失敗的重要原因之一。

客觀的說，大部分專家或IT企業對數字化和數字化轉型的宣講和理解并沒有錯，但就像上一章所講，中國企業在面對數字化轉型這個課題時，一百個人眼中有一百個哈姆雷特，每個企業所處的數字化發展階段是不同的，所需要補的短板和選擇的數字化轉型路線是不同的。最重要的是，企業在了解了這些概念的由來和歷史之后，不再被這樣或那樣的宣傳誤導，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該怎么干，這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