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這個誓言要將人類文明送上火星的男人，正在地球上進行一場更私密、也更具爭議的實驗——「優化」自己的孩子。

據《華盛頓郵報》披露，他至少有一名子女使用了胚胎多基因篩查服務。

這項技術，正被硅谷的VC和創業者們包裝成通往「超級嬰兒」的金色門票，吸引著富豪們斥巨資入場。

然而，硬幣的另一面，是全球頂尖醫學遺傳學組織的集體警告：不應臨床提供。

用一句行業內流行的提醒概括就是——DNA不是命運。

一場資本、欲望與科學倫理的豪賭已然開局。

這究竟是人類進化的未來，還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

硅谷新賭局：當優化后代成為一門生意

必須明確一點：這不像是一個DIY定制嬰兒作坊，你不能像玩電子游戲一樣，指定我要A的眼睛，B的智商。

這更像是一家商店。

父母們可以從「貨架上」已有的幾個（通過體外受精培育的）胚胎中挑選。

而現在，這些初創公司為每個「模型」都附上了一張詳盡的「屬性卡」。

這張卡片上寫的，就是所謂的多基因風險評分（Polygenic Risk Score, PRS）。

我們先來了解一下背景。

植入前基因檢測（PGT） 并非新生事物。

自1990年以來，接受體外受精（IVF）的父母就可以在選擇植入哪個胚胎前進行基因檢測：

• PGT-M：檢測單基因疾病，如囊性纖維化、鐮狀細胞性貧血。
• PGT-A：檢測染色體異常（如唐氏綜合癥）或確定性別。
• PGT-SR：檢測染色體結構問題。

這些都是遺傳問題。

但人類的復雜性——比如智商、性格、患心臟病或精神分裂癥的風險——并非由單個基因決定，而是由成百上千個基因的復雜互動所決定的。

這就是新技術PGT-P（植入前多基因疾病/性狀檢測）登場的舞臺。

2020年，全球第一個使用PGT-P技術篩選的嬰兒出生了。

雖然沒有確切數字，但據估計，目前已有數百名這樣的嬰兒降生。

在硅谷數千萬美元風險資本的加持下，少數幾家初創公司已經開發出專有算法來計算這些「屬性卡」。

在過去五年里，Genomic Prediction 和 Orchid 這兩家公司主導著這個小市場，它們謹慎地將業務重點放在疾病預防上。

但最近，兩個更激進的競爭者入局了：Nucleus Genomics 和 Herasight。

它們變得更加張揚，悍然踏入了最具爭議的雷區——智力篩選。

硅谷的超級玩家們

在這片充滿爭議的淘金熱土上，新舊玩家們正在上演一場資本與倫理的豪賭。

守舊派：Genomic Prediction

這家公司在2019年率先提供商業化的PGT-P服務。

他們堅稱只專注于降低疾病風險。

據其高管Diego Marin所說，他們很早就收到了來自世界各地關于智力測試的咨詢，公司曾短暫提供智力障礙的預測，但隨后迅速下架了。

Marin強調：「我們的使命不是『改善』嬰兒，而是降低疾病風險。」

挑戰者：Orchid

創始人Noor Siddiqui是一位傳奇女性，十幾歲時就因獲得了Peter Thiel 的「蒂爾獎學金」（Thiel fellowship）而輟學創業。

Orchid吸引了以太坊創始人V神（Vitalik Buterin）、Coinbase前CTO和CEO等一眾科技大佬的投資。

Siddiqui的言論極具爭議性。

她曾在X上寫道：「說實話吧：你寧愿讓你的孩子可能終生受苦，就是為了讓自己在道德上感覺更優越（指不使用基因檢測）……」

上文提到的，馬斯克在與他旗下公司高管Shivon Zilis孕育孩子時，使用的就是Orchid的服務。

據稱，Orchid也會向高端（high-roller）客戶提供智力測試服務。

顛覆者：Nucleus Genomics

25歲的創始人Kian Sadeghi也是一名「蒂爾獎學金」獲得者，同樣輟學創業，目標是建立一個更好的23andMe。

這家公司與其他家的區別在于廣度。

在Nucleus精美的的網站上，客戶可以篩選2000多種疾病，以及從眼睛顏色到智商的各種性狀。

它聲稱能預測焦慮、多動癥、失眠、酒精依賴、左撇子甚至嚴重痤瘡的傾向。

「也許你希望你的寶寶是藍眼睛而不是綠眼睛，」Sadeghi在發布會上說，「這取決于父母的自由。」

當被指控搞優生學時，他玩起了文字游戲，轉而使用「基因優化」（genetic optimization）。

他甚至利用這種爭議進行病毒式營銷，在發布會上得意地宣布：「這周我們在推特上獲得了500萬次曝光。」

激進者：Herasight

今年7月，Herasight正式亮相。

他們的客戶名單是保密的，但價格不菲，最高可達5萬美元。

Herasight聲稱，對于一對能產生10個胚胎的夫婦，他們可以檢測出約15個點的智商（IQ）差異（從得分最低到最高的胚胎）。

在Herasight的官宣推文下，馬斯克回復了一個詞：「Cool」。

為什么說這更像一場豪賭？

然而，一個殘酷的現實是：花大價錢購買這些服務的客戶，可能根本沒有得到他們想要的東西。

2021年，歐洲人類遺傳學會的成員發表論文指出：「尚未進行任何臨床研究來評估其（PGT-P）在胚胎中的診斷有效性。 必須正確告知患者這種使用的局限性。」

2024年5月，《臨床醫學雜志》的一篇論文再次呼應了這一擔憂，并對篩選精神疾病和非疾病相關性狀表示了特別保留：「迄今為止，還沒有發表任何臨床研究來綜合評估該策略的有效性。」

為什么會這樣？

首先，我們對驅動這些復雜性狀的基因互動，依然知之甚少。

其次，這些算法依賴的基因數據庫（如英國生物樣本庫UK Biobank），其數據大多來自西歐血統的個體。

這意味著，對于其他族裔背景的客戶來說，這些評分的可靠性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這些評分完全忽略了環境、生活方式和無數其他后天因素。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點：多基因風險評分（PRS）在檢測龐大人群的「趨勢」時可能有效，但當樣本量小到僅僅一批（通常只有5-10個）共享大量相同DNA的兄弟姐妹胚胎時，其預測能力會急劇下降。

美國醫學遺傳學與基因組學學會（ACMG）在2024年的一份官方聲明中直言不諱：「這項實踐發展得太快，而證據太少。”」

泡沫破裂時：除了焦慮，還剩下什么？

科學，當然值得我們敬畏，也永遠值得我們寄予希望。

但希望，不是初創公司網站上閃爍的營銷詞匯。

用PGT-P這樣的技術來「避免巨大的、確定的痛苦」（比如毀滅性的遺傳病），和用它來「擇優」（比如篩選智商或顏值），是截然不同的兩件事。

后者的科學證據極其薄弱，而倫理代價卻大到驚人，它所帶來的沉重社會后果，是我們難以承受的。

當「超級嬰兒」這個氣球被資本和欲望吹得越來越大時，我們真正需要擔心的，是它戳破之后，還剩下什么？

人，不是被算法從表格里挑出來的，更不是被冷冰冰的統計概率所定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