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驅動的聊天機器人引發了聯邦和州竊聽及監聽法規方面的深刻擔憂，近期訴訟正在對這些法規進行檢驗，這給使用該技術的公司和開發者帶來了更大的風險。將AI聊天機器人融入業務的安全專家面臨不確定性，他們不確定保險是否會涵蓋因這些技術引發的隱私相關索賠。

在采訪中，Reed Smith律所的保險理賠顧問Stephanie Gee討論了這些與AI機器人相關的隱私索賠的發展情況，以及安全專業人士在尋求防范這些風險時常見的保險覆蓋問題及解決方案。

近期訴訟已開始檢驗竊聽和監聽法規如何適用于AI聊天機器人，這些案件在法律上具有何種重要意義，它們與早期涉及分析工具或Cookie的隱私訴訟有何不同?

與涉及會話重放或Cookie等分析工具的訴訟相比，法院對因使用AI聊天機器人而引發的隱私訴訟的看法存在細微差異。兩種索賠均涉及指控第三方未經適當同意攔截通信，通常依據州竊聽法，但由于收集的數據不同，法律論點和抗辯理由也有所不同。例如，會話重放技術可以記錄并物理重現用戶在網站或應用上的交互行為(如點擊、滾動和按鍵操作)。

訴訟中的一個焦點問題是，根據相關法規，記錄此類物理交互行為是否構成對通信內容的記錄。相比之下，AI聊天機器人可以收集或記錄與用戶的實質性對話。此時，焦點問題就變成了AI聊天機器人是否為對話的一方，因此無法“攔截”通信。

盡管企業通常可為這些索賠提出有依據的抗辯理由(包括用戶同意此類交互行為)，但在AI聊天機器人相關隱私訴訟的駁回動議階段取得早期成功，使得這些索賠變得意義重大，因為這增加了原告提起類似訴訟的可能性，這可能會給企業帶來成本和費用，包括回應任何投訴以及參與原告在駁回動議前尋求的證據開示所需的成本和費用。

一般責任險和網絡安全保險單通常排除或狹義定義對“法定隱私侵權”的保險范圍。在AI驅動的聊天機器人訴訟背景下，這些排除條款如何發揮作用?

排除條款最終是否會影響保險范圍，既取決于排除條款的具體措辭，也取決于基礎訴訟中提出的指控。例如，措辭寬泛、包含“一攬子”短語(排除對任何法定侵權的保險范圍)的排除條款，可能比明確指出特定法規名稱的排除條款更難被投保人克服。

由于這些索賠相對較新，我們尚未看到在保險范圍訴訟背景下此類條款發揮作用的顯著案例，然而，在基礎訴訟指控違反《生物識別信息隱私法》(BIPA)的保險范圍訴訟中，我們看到了類似的保險范圍爭議。在某些情況下，法院拒絕適用法定排除條款，因為BIPA并未被明確提及。此外，基礎訴訟本身可能包含其他訴因(如過失)，這些訴因涉及與法定侵權無關的行為，無論是否存在法定侵權排除條款，都可能涉及保險范圍。

如果一家公司因其聊天機器人使用用戶數據而面臨隱私集體訴訟，那么當投保人向保險公司尋求抗辯或賠償時，最常見的保險覆蓋陷阱有哪些?

除了上述提到的特定法定排除條款外，投保人面臨的一個陷阱是對保險是否涵蓋AI風險普遍存在不確定性。通常，投保人依賴的是與AI相關的一般索賠的“隱性”保險范圍，即保險單既未明確涵蓋也未明確排除AI風險。隱性保險范圍可能導致歧義，并為保險公司拒絕索賠提供理由，保險公司會爭辯稱這些“新型”風險從未打算被涵蓋。與保險公司就這種“隱性保險范圍”產生的爭議可能既漫長又昂貴。

企業現在可以在其保單審查、供應商合同或聊天機器人配置方面采取哪些實際步驟，以最小化法律和保險范圍風險?

為幫助降低風險，企業應審查其AI機器人通信的用戶同意機制。同意并不總是意味著簽署一份表格，而是可以包括在收集任何數據之前顯著展示聊天機器人隱私通知，提供易于訪問的商業隱私政策，詳細說明聊天機器人交互的存儲方式，以及在每次聊天會話開始時使用自動免責聲明。企業應考慮到，州法律可能對可接受的通知和同意設定不同標準。

企業還應仔細審查并考慮與任何第三方AI工具提供商簽訂的合同條款。例如，如果AI工具提供商不被允許將接收到的數據用于自身利益，那么企業可能更有可能成功主張AI聊天機器人是企業的延伸(而非第三方監聽者)。

隨著監管機構和法院明確聊天機器人數據收集的法律界限，您認為保險理賠顧問在幫助客戶彌合保險條款語言與技術之間的差距方面將發揮什么作用?

即使在提起任何訴訟之前，保險理賠顧問就可以通過評估企業當前的保險計劃并就是否為新興AI風險提供了充分保險提供建議，從而為企業提供幫助。這可以包括審查所有保險范圍中與法定侵權、竊聽、監聽或故意行為相關的排除條款，并盡可能縮小排除范圍。保險理賠顧問還可以確定保險公司可能愿意就明確涵蓋AI相關通信的保險批單進行談判的潛在領域。

一旦提起訴訟，保險理賠顧問可以幫助投保人確定應通知哪些保險公司，并協助投保人滿足通知要求(這些要求可能因所有保險范圍而異)。保險理賠顧問還可以幫助投保人評估獲得保險范圍的最佳途徑，并與保險公司溝通或回應保險公司要求提供信息以解決潛在保險范圍爭議，而無需提起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