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誕生紀事
當拉里遇見謝爾蓋
當拉里·佩奇在1995年春天遇見謝爾蓋·布林的時候，他們一見如故。盡管他們之間有許多不同之處，他們之間卻有著不可否認的化學反應，而且反應的能量顯而易見。
雖然謝爾蓋比拉里和其他學生年齡都要小，但他已經在斯坦福大學學習兩年了。他是個數學天才，19歲那年就大學畢業了，第一次參加斯坦福博士研究生入學考試，就以10門考試都名列前茅的優異成績被錄取，而且他善于同教授們合作各種項目。謝爾蓋非常自信，對環境適應得也很好，同時還很外向，他在斯坦福充分地享受體操、游泳和社交活動的樂趣，同時，也花時間解決一些計算機和數學問題。斯坦福博士候選人中精英薈萃、競爭激烈，來自美國的中西部地區的拉里，對成為少數幾個被錄取的學生中的一員還不太適應，對在斯坦福攻讀博士學位的可行性也還心存疑慮。他希望能在參觀校園的過程中結識幾個新朋友。
幸運的是，拉里和謝爾蓋很快就發現了彼此。雖然一開始的時候，他們認為彼此非常傲慢、不討人喜歡，不過，毫不留情的隨意交談和口頭交戰為他們今后以相互尊重為基礎的親密合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在他們生長的家庭環境中，學術探討都是日常生活的有機組成部分，尤其是，當話題同計算機、數學和未來有關的時候。強有力地維護自己有沖擊力的想法，使他們都擁有了同他們的年齡不相稱的思想深度。大部分認識布林和佩奇的人都認為他們聰明、友好，但也是很乖僻的人。
1995年秋天，拉里·佩奇入學之后，他和謝爾蓋常常一起娛樂、一起工作。他們對發展中的互聯網都非常好奇，而他們也開始通過工作來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讓我們來發明一個偉大的引擎吧
雷吉夫·莫特萬尼（Rajeev Motwani），今年30歲，是斯坦福大學的教授，從謝爾蓋1993年到斯坦福來的時候開始，他就一直是謝爾蓋的指導教師。他看著布林和佩奇結成親密的學術伙伴，而他對這兩個人的喜愛之情也與日俱增。“他們都很聰明，是我見過的人中最聰明的，”莫特萬尼這樣說，“不過他們的聰明才智各有特色。”謝爾蓋更加實際，善于解決問題，同時對工程很有一套。他只需要知道某種做法可行就行了。他還很有數學才能，腦筋轉得很快，性格也外向。而佩奇是個凡事深思熟慮的人，他希望搞清楚為什么某種做法可行。雖然佩奇雄心勃勃，但是他的行為方式更加內斂。
布林同莫特萬尼緊密合作，希望找出辦法，從大山一樣龐大的數據中提取所需信息。他們創立了一個叫做MIDAS的課題小組；這個小組的名字是Mining Data at Stanford（在斯坦福挖掘數據）的字母縮寫。
數據挖掘可以被用在零售商業中，以確定顧客通常都會同時購買哪些貨品，來幫助零售商更好地組織商品的陳列方式。布林和莫特萬尼希望可以把同樣的技術用于新出現的、還像一團亂麻似的互聯網。
與此同時，佩奇曾經花了一些時間來參加數字圖書館項目。他也開始用一種叫做AltaVista的搜索引擎來搜索網絡。佩奇意識到一個全新的問題。在提供網站列表的同時，AltaVista的搜索結果還提供一種看起來無關緊要的關于“鏈接”的信息。鏈接造就了網絡的活力，當計算機用戶想要了解更多信息的時候，他們會找到這些突出顯示的文字或者短句，點擊這些鏈接，然后訪問其指向的另外一張網頁。佩奇希望深入地挖掘這些鏈接，研究如何更進一步地利用它們。不過，為了檢驗自己的理論，佩奇需要一個龐大的數據庫。佩奇從來不缺乏野心，他經過簡單的計算，就告訴其斯坦福大學的指導教師，他要把整個網絡下載到自己的臺式電腦上，這個想法把老師們嚇了一跳。
從表面上來看，佩奇的想法何止是英勇無畏，簡直就是可笑。然而，佩奇對此相當認真，而且拿定主意要為自己的研究做好萬全準備。
1996年慢慢過去。佩奇的研究目的不但吸引了布林的注意，還吸引了布林的指導教師莫特萬尼的注意。因為，這項工作有希望改進網絡搜索。布林之所以加入這個項目，一是因為他很希望能夠與佩奇一起工作，二是他一向對從大量隨機數據中提取信息很感興趣，而這個項目恰恰與此相關。如果布林想要發揮他數學和編程的優勢，還有哪個舞臺比互聯網更廣闊呢？
布林、佩奇和莫特萬尼一起建立了一個復雜搜索引擎的雛形，供斯坦福大學內部使用。這是第一次，人們可以迅速地在互聯網中進行搜索并迅速地找到有用的結果。
1997年秋天，布林和佩奇決定給這個搜索引擎起一個名字。佩奇絞盡腦汁卻還是想不出一個從來沒有人用過，而且容易引起人們注意的名字，所以他請同一辦公室的肖恩·安德森來幫忙想一個。“所以，我就走到白色書寫板前面開始進行頭腦風暴，寫下一個又一個名字，而他不停地說'不行，不好'。”安德森回憶說。這種情況持續了幾天。“最后我問，'Googleplex怎么樣？你們不是要建立一個通過搜索和索引巨大的數據庫來使人們對信息進行組織的公司。Googleplex是一個巨大的數字。'他很喜歡這個名字，說，'那么，我們就用Google怎么樣？'因為他喜歡短一點的。我在我的工作站中鍵入G-o-o-g-l-e，不過我把這個詞拼錯了，而這個詞還沒有被注冊。拉里認為這個名字可以接受，于是當天晚上我們就用這個名字注了冊，并在白板上寫道：Google.com。同雅虎和亞馬遜一樣，這個名字很有互聯網公司的氣質。”1997年，這個引擎以google．stanford．edu的網址為斯坦福大學內部的學生、教師和管理人員使用。在校園里，人們對這個引擎的性能有口皆碑，它很快就流行起來。大學的技術認證中心開始為這項技術申請專利。
他們沒有錢雇用設計師和藝術人才來設計精致的頁面，所以Google的主頁一直很簡單。不過，從剛開始的時候起，Google干凈、清新的外表就得到了尋找信息的互聯網用戶的青睞。
隨著數據庫規模越來越大，用戶數量越來越多，布林和佩奇的計算機不夠用了。但是，他們沒有足夠的現金，所以他們千方百計地省錢，自己購買零部件組裝機器，還在倉庫里翻找沒有人認領的計算機。他們的導師們在得知他們到處搜尋可用之物的窘境之后，從斯坦福的數字化圖書館計劃中拿出1萬美元資助他們。
一筆夢幻般的生意
1998年秋天，布林和佩奇帶著建立世界上最棒的搜索引擎的夢想，離開了斯坦福大學。
當時，他們的搜索引擎在斯坦福大學和圈內人士當中已經很受歡迎了，每天要處理大概10萬條查詢。而這樣的成長全都依賴于用戶對其性能的廣泛認可，人們通過口耳相傳、電子郵件和即時信息來向朋友們推薦Google。這些都是免費且行之有效，像病毒傳播一樣迅速廣泛的市場推廣方式。而且，現在他們離開了大學校園，變得更加孤立了，所以，他們不想放棄這個戰略。1999年1月，他們二人為斯坦福大學的40名學生以及其他一些校內人士作了演講，而且，他們還一直同他們的教授保持著密切的聯系。2月，他們又向用戶和朋友們發送了通訊。
在搬到位于帕洛阿爾托的新辦公地址之后不久，Google的員工總數增加到了8名，但Google對滿足每天不斷增加的搜索請求卻頗感吃力。Google擁有特別的計算機處理系統。這個系統是通過改裝便宜的個人電腦元件，并為組裝而成的小型超級計算機特別編寫軟件來運作的，它的能力足以對付搜索請求的增長和不斷增長的網絡下載量。但是，有些時候，它還是顯得力不從心，似乎怎么也滿足不了需求。在布林和佩奇幾乎用光了最初從貝托爾斯海姆等投資者那里籌集到的100萬美元，又透支了自己的信用卡所有的限額之后，形勢更加嚴峻了。這一年的年底，他們網站的訪問流量已經達到每天50萬次查詢，布林和佩奇很清醒地認識到，現在他們需要籌集到相當數量的資金來不斷地為系統添加計算機。系統中添加的計算機越多，他們可以處理的查詢量就越大。而他們能夠處理的查詢量越大，他們公司增長的速度就越快。
1999年初，整個硅谷保持著蓬勃發展的勢頭，在這種氣候中，即使Google并沒有盈利，它還是可以通過公開發行股票來融資。但是，公開發行股票意味著公開他們的商業機密和經營方式，他們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后果。而且，他們看重的不是金錢，而是繼續建設他們的搜索引擎。他們開始授權其他公司在其內部或外部網絡系統中使用自己的搜索技術，并收取費用，而且成功地與紅帽子軟件公司達成了合作協議。不過這筆交易只是一個例外。他們發現很難說服人們為搜索服務付錢，因為當時在企業中盛行的看法是搜索無足輕重。所以，他們需要巨額的外部資金注入。
佩奇和布林考察了吸收風險投資的可行性。他們決心從財務穩健的知名風險投資公司籌集資金，但同時不放棄對公司的控制。
在仔細研究了這個最大的潛在資金來源之后，兩位Google創辦人發現，有許多公司在融資后都失去了控制自己前途命運的權力。風險資本家要么很快地推動公司的增長，然后讓它們上市；要么催促它們通過廣告賺取盡可能多的利潤。許多精通技術的早期投資者，包括亞馬遜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杰夫·貝佐斯，都建議他們同時去接洽兩家最負盛名的風險投資公司。所以，布林和佩奇同時找到了硅谷最穩健、最著名的風險投資公司：KPCB（Kleiner Perkins Caufield & Byers）和紅杉基金（Sequoia Capital）。如果事情進展順利的話，他們的目標是說服兩家公司同時為Google投資，卻不允許任何一家控制公司的經營權。當兩家公司為了控制權、主導權以及成為唯一投資人而相互斗爭的時候，布林和佩奇就可以決定Google的命運，并繼續擁有大部分股權。即使這不是人們通常做生意的方式又如何？他們要做就按照自己的方式來做，要么就不做。他們不會妥協的。就是這樣!
當時正是．com公司繁榮的最高潮，KPCB公司的約翰·多爾（John Doerr）和紅杉基金的邁克爾·莫里茨（Michael Moritz）每天不停地看關于新的商業創意的PowerPoint演示，早就對此生厭了。要弄清楚應該把寶押在哪個企業家身上已經很難了；可是，在一個個創意閃過屏幕的時候，他們還是得猜測自己看到的這幾十個新的概念和技術中，到底哪些能夠有所作為。對于這兩位硅谷財經領域的巨人而言，謝爾蓋·布林和拉里·佩奇帶來了一股清流。他們沒有帶來花哨的PowerPoint演示文稿，而是帶來了切實可行的搜索技術，這項技術比多爾或者莫里茨所見識過的所有類似技術都要先進。這兩個Google的創業者看起來超級聰明而且極端大膽。他們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且，他們還有著良好的人際關系，從斯坦福大學起步，義無反顧，專注于自己的夢想。
最大的問題是，圍繞這項搜索技術還沒有形成有效的經營模式，那么該如何評定它的價值呢？而且，這兩個人既想要盡可能多的投資，又想要保有盡可能多的控制權，有沒有哪個嚴肅理智的投資者可以同這兩個人順利合作呢？無論是多爾還是莫里茨都不是很能接受布林和佩奇想要采取的遠期戰略。這兩家公司在別的地方都賺進了足夠多的錢，它們都在．com熱潮中狠狠賺了一筆。斯坦福教授戴維·切瑞頓同他們二人都是密友，他在其中起到了穿針引線的作用，他向他們擔保，Google的這兩個家伙都是誠實的人，工作態度非常好。而且，他們對待技術以及計算機硬件策略的態度非常嚴謹，而同時他們又是能夠就廣泛的話題同人交談得很不錯的人。他們是卓爾不群的。這使他們具有了特別的吸引力。
1999年春，莫里茨和多爾都做出決定，他們的公司將分別為Google投資。布林和佩奇發現自己完全達成了預期的目標。不過，他們遇到了一個頭痛的問題：這兩位風險投資家拒絕共同投資，因此Google很可能會同時失去這兩位投資者。兩家公司都希望自己說了算，并可以把Google當做自己的生意。但兩家公司的規模都足夠大，不可能將控制權拱手讓給對方，而且如果只能作為處于劣勢的合伙人的話，任何一家公司都不需要這筆生意。根據在硅谷通行的秩序法則，這根本行不通。
布林和佩奇面臨著兩難的境地。一方面，他們急需資金，希望兩家公司的投資盡快到位。另一方面，如果他們能夠說服這兩家公司同時投資的話，也許他們可以在不喪失控制權的前提下吸引資金。這個“如果”可不是那么容易達成的。不過，這是他們選定要走的路，即使這樣做意味著失去這兩個投資人。幸運的是，Google的兩位早期投資人羅恩·康韋和拉姆·施雷姆（Ram Shriram），剛好分別同莫里茨和多爾私交甚厚。他們都積極奔走，希望可以打破這個不尋常的僵局。事情拖了幾周之后，他們開始意識到為什么風險投資家贏得了“禿鷲資本家”的名聲，他們也開始覺得，如果Google不接受他們的投資也許會發展得更好。
作為一位財務經理，康韋的人際關系網還比較寬，所以，布林和佩奇問他是否能夠集合另外一群天使投資人。只有擁有一群被動的投資人，拉里和謝爾蓋才能繼續控制公司事務。另外，他們告訴康韋他們已經準備好走這條路了，不過，一定要快，因為他們已經沒有多少錢了。
康韋并沒有馬上著手聯絡潛在的天使投資人，反而聯絡了施雷姆。他們決定向莫里茨和多爾發出最后通牒，宣布如果他們還是不能夠找到合作的方法的話，Google的創辦人就放棄同他們的合作。而且，這絕非虛張聲勢。
盡管當時，成群結隊的企業家拜訪KPCB和紅杉，希望它們可以出資支持自己的新創網絡公司，不過這個警告還是非常有效果。因為Google的這兩個家伙看起來前途格外遠大。這兩家公司把自我意識暫時放在了一邊，幾天之內，康韋和施雷姆就成功地談妥了投資事宜。KPCB和紅杉這兩家公司分別向Google投資1250萬美元，風險投資總額為2500萬美元，每家各占一半份額。同時，他們還同意讓拉里和謝爾蓋繼續擁有多數股權的控制權。不過，因為他們投入了巨額的資金，多爾和莫里茨提出了一個投資的附加條件：這兩位企業家必須許諾雇用一位經驗豐富的高級企業管理人才，來幫助他們將現在的搜索引擎轉化成賺錢的商業形式。因為當時的Google公司甚至還沒有明確的商業計劃，這個要求是非常合理的。布林和佩奇同意了這個要求。他們覺得一旦掌握了這2500萬和多數票控制權，他們就可以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將雇用某人來做主管的決策拖延到很久以后的將來。有一件事情是非常明確的：他們不希望雇用一個人，然后向這個人報告自己的一切行為和決定。
1999年6月7日，在離開斯坦福大學不到一年之后，布林和佩奇發表了新聞公告，宣布KPCB和紅杉這兩家公司同意為Google公司投資2500萬美元。斯坦福校內以及帕洛阿爾托的許多人都目瞪口呆。這筆投資的數目太龐大了。而且，在此以前這兩家公司從來沒有合作投資過任何公司，但是，多爾和莫里茨卻同時加入了Google的執行董事會。而對于他們的同學來說，布林和佩奇一向都對自己太有信心了，這次他們居然又沒有放棄任何東西而獲得了數目如此龐大的投資。所有的跡象都表明，Google的這兩個家伙簡直是做成了一筆夢幻般的生意：他們拿到了建設自己鐘愛的搜索引擎所需要的資金，同時還掌握了在公司當家做主的控制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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