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中國經濟進入以速度變化、結構優化、動力轉換為特點的新常態。2015年上半年 GDP為296868億元，實現了保7.0%增長，下降0.4個百分點，正式標志著中國宏觀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步入緩中趨穩階段。

在經濟增速放緩、結構調整的大背景下，如何穩定財政收入，將成為首要的挑戰。我們看到，2015年上半年稅收收入59373億元，同比增長6.3%，低于經濟增長速度。 國家財政收入壓力巨大。為什么在經濟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稅收的壓力會更加明顯。要從我國目前的稅制架構來看。與發達國家主要依賴所得稅為主的直接稅相比，我們目前的稅收仍然強依賴于增值稅、營業稅等流轉稅。當前中國稅收收入在18個稅種中的分布狀況是：約70%來自于增值稅、消費稅、營業稅和關稅，20%來自于企業所得稅，6%來自于個人所得稅，其余約4%來自于剩下的12個稅種。由于流轉稅的轉嫁性，好處在于鼓勵資金和生產要素的流動，對經濟有推動作用，在中國高速發展的前20年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伴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優化，不同稅源的貢獻比例發生了變化，未來第三產業尤其服務業將成為增速較快的產業，而服務業的經濟增長在現有稅制下貢獻率相對較低。同時，國家進一步落實“營改增”、“小微企業優惠”、“出口退稅”等一系列結構性減稅舉措，使得稅收增長呈現巨大壓力。簡單說，該減的稅減了，但應增的稅沒增上來，長期發展下去，勢必形成稅收剪刀差。

在經濟新常態下，單純依賴流轉稅已經無法應對穩定財政和縮減社會貧富差距的雙重壓力，直接稅改革勢在必行。對比我國與發達國家的稅制結構不難發現，直接稅改革，尤其以自然人為主的“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等稅種，將成為破解新常態下稅收剪刀差的關鍵。

目前對于個人財產登記、房產登記等呼聲很高，這些措施確實有助于強化稅源監控能力，但是在落地執行層面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我們需要更為主動和強勢的手段。就目前的征管體系，我們看到可控稅源的數據基礎為“企業財務會計核算數據”，依托該部分數據，我們的可控稅源具有很大局限性，尤其對于以“個人”為中心的諸多難點稅種，如“個人所得稅”、“房產稅”等。所以，要對稅源監控的數據源進行擴展。稅源的核心信息是所得和流轉，金融數據是最為直接有效的數據源，數據的含金量最高，也是投入產出比最高的。所以，在擴大稅源監控數據的第一階段，應該實現與金融機構的全面信息共享。當然，從長期發展角度來看只有金融數據顯然是不夠的，如 “O2O”模式下的經營涉稅行為，很多采用線下交易，且具有隱蔽性，所以在下一階段我們需要進一步擴展稅源監控，重點監控大型互聯網交易平臺，通過對經營環節的監控，強化對涉稅行為的全面獲取與分析能力，真正實現從“以票管稅”到“信息管稅”的轉變。

同時，我們也看到，從原有的企業財務數據，到金融數據，互聯網數據，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也會越來越大。一方面，在數據量上，目前各省的征管數據普遍在10T級，如果全面引入金融數據，初步估算我們需要處理的數據量將達到100TB級，是十倍的增長。如果要引入互聯網數據，這個數據量可能在10PB級，是千倍的增長，現有的基礎架構能否適應這樣的數據量增長?另一方面，由于數據來源的多元化，數據治理將成為極大的挑戰。我們看到，伴隨著金稅三期的建設，在核心征管層面，數據治理有了顯著提升。當我們重新面對百倍到萬倍數據時，且數據結構、數據標準多元化時，所帶來的挑戰是幾何倍的增長。如何有效應對這種數據挑戰，將成為推進稅收現代化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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