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CTO快譯】每個人都重視安全與隱私，除了希望借此搞破壞的惡意人士——但找出理想的訪問控制水平則絕非易事。

每個人都希望擁有安全的系統方案，亦需要強大的加密機制對其計算機與移動設備中以保護，從而避免商業間諜、入侵以及其它惡意行為的侵擾。不過當恐怖分子或者罪犯使用加密手機時，情況又完全不同——面對此類情景，人們往往支持剝奪其受保護權限。操作系統開發人員們在這一領域正承受著正面挑戰，即立足于怎樣的定位對自己開發的軟件進行主動入侵。

這場爭論之戰已經在蘋果公司與聯邦調查局（簡稱FBI）之間正式打響，其中蘋果公司拒絕開發特殊的iOS版本以幫助FBI破解恐怖分子所使用的iPhone設備——事實上，FBI目前還掌握著十幾臺其它已經確認為恐怖分子所使用的iPhone手機。

技術層面的擔憂很好理解：任何后門乃至其它入侵方法最終都將把來自安全設備的內容交付至政府方面（無論出于善意還是惡意目的），但這也意味著其有可能被罪犯分子乃至其他人所獲取。作為一個現實示例，最近某國外政府所使用的接入政府服務器的網絡設備中就存在著后門。蘋果公司表示，這樣會帶來極高風險，因此其絕對不會從這個角度出發向FBI提供協助。

技術行業中的大部分從業者亦支持蘋果的決定，然而相當一部分美國民眾卻對此持反對意見。不過需要強調的是，也有部分技術人員提出了反對之聲。微軟公司前任董事長比爾·蓋茨就在接受采訪時表達了一種更為具體的審視思路：

我堅信只要擁有正確的保障與引導，政府將能夠借助此類方式遏制正日益嚴重的恐怖主義活動，而這顯然很有價值。

蓋茨同時指出，政府方面不應該盲目著手進行，但法院與國會將最終討論并決定這一問題的解決辦法。不過在探討過程中，各方最好能夠意識到“此舉將打破現有平衡”，他強調稱。

蓋茨的觀點與微軟公司基本一致——軟件巨頭首席法律顧問Brad Smith寫道，各技術企業“不應被強制要求在產品中植入后門”，而應該承諾“為執法機構提供必要的協助”。他同時在推文中提到，“必須針對這些重要問題展開廣泛的公眾討論。”

盡管觀點雙方都表達出強烈而明確的意愿，但這顯然不是個簡單的問題。一方面，我們都希望保障自己的數據安全性與私密性。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又不希望惡意人士享有同樣的安全性或者私密性。

這樣的結論并不難理解——假定某場恐怖襲擊已經產生并導致重大人員傷亡，而且相當一部分恐怖分子通信內容已經被FBI方面所掌握，但加密手機中可能還保存著其它一些重要數據。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認為技術廠商應該提供通道獲取這些數據，但也有人認為這并不值得對現有技術實現方案做出調整，否則其有可能給其它每一臺iPhone帶來隱患。

讓我們再假設另一種場景：如果某次攻擊尚未發生但已經基本可以確定將要出現，而政府已經掌握了保存有足以幫助阻止攻擊活動的信息的加密手機，這時技術企業是否應該幫助其進行設備破解？

這場辯論其實高度類似于憲法第二修正案中持槍權部分的爭議：美國人希望繼續享有自由攜帶武器的權利，但卻又要求政府阻止惡意人士持槍。我們要如何實現這樣的目標？如果簡單粗暴地執行全面禁槍限定，那么仍能依靠非法手段弄到槍的犯罪分子反而會變得更加危險。

這也許正是加密辯論的未來推進方向：如果提供這種規避現有加密手段的方案，那么壞人可能會找到其它方法隱藏自己的數據，這意味著只有普通民眾的個人數據面臨威脅，特別是在主密鑰落入犯罪分子手中的情況下。

時間、辯論與不斷變化的實際情況將決定這場沖突的最終結論。我們當然無法掌握全部答案，但是正如蓋茨所言——有討論終歸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