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上流傳一份北京市衛計委的文件，看起來，政府是要對加號這個事兒動真格的了。

有人心存僥幸，覺得這會不會是政府的權宜之計。畢竟之前出了輿論影響那么惡劣的事情，又逢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政府總要做出點姿態來才交代得過去。況且，北京市的政策文件能夠影響到的范圍非常有限，還有那么多醫院處于 “策外之地”。

總之，很多人認為掛號、加號的生意還可以做，尤其是老百姓看病加號的需求還在，這個生意肯定還能做得很紅火。但我認為，這次掛號事件值得非常認真的反思，而且它的意義其實遠遠超越了能不能做加號這個業務的范疇。

政府與移動醫療爆發了***次正面 “沖突”

政府——在整個掛號制度改革的過程中我們看到，政府是最積極的一方。不僅政策調整是政府職權的范圍，而且在號販子輿論事件中，政府的利益受損最嚴重。

公立醫院——雖然是規范醫療秩序的行動，但公立醫院的反響并不強烈，完全不及取消特需門診時候公立醫院的反應。因為無論誰加號，公立醫院的利益都不會受到太大影響。

醫生——相比之下，醫生的態度有些曖昧。醫生一方面對于黃牛、加號這種事兒不勝其煩；而另一方面，加號又是醫生個人少有的能夠掌控患者就診的方式，甚至是兌現個人更大價值的方式。

移動醫療——移動醫療公司則有些有苦說不出，因為自己明明是辛辛苦苦為有需求患者排憂解難，但卻忽然成了改革政策的受害者，甚至是這份網傳文件當中直接打擊的對象。

但根本上說，移動醫療不冤。掛號、加號不是個能改變未來的事兒。道理非常簡單，需要加號的醫院都是依靠資源壟斷的大醫院。換句話說，加號這門生意的存在邏輯是建立在既得利益壟斷的基礎上。這是門沒有任何創新的生意，反而會加劇患者對大醫院的依賴。

可值得注意的是，從 2015年 下半年開始，操起掛號業務的移動醫療創業公司越來越多。這些公司的業務基本都是圍繞北京、上海、廣州開展的，偶爾會有一些在成都、西安、哈爾濱、南京等城市。為什么越來越多的公司開始做掛號，包括那些原來沒有掛號業務的公司也加入進來？

這其實與移動醫療面臨的困境有關。醫療其實是個需要很長培育期的行業，包括醫療服務能力和患者口碑。移動醫療也一樣。

這就導致在過去四五年的時間里，移動醫療一直沒有盈利模式。更準確的說，應該不是沒有模式，而是沒有能力。雖然移動醫療一直聲稱是作為原有醫療體系的補充，但從流量入口的角度，移動醫療的競爭對手就是傳統的大型公立醫院。怎么可能有勝算……

所以，就像在大醫院壓榨下日益門可羅雀的基層醫療機構一樣，移動醫療無法盈利的根本原因也許就不是沒有盈利模式，而是沒有人用。（有人要說數據，呵呵，呵呵……）

那么為什么掛號忽然這么受歡迎了？首先，這是所有醫院巨大流量的唯一入口；第二，掛號服務非常簡單，恐怕是醫療領域唯一可以一鍵完成的服務；第三，患者需求極其剛性，而且信任背書是由公立醫院來做，而不是有移動醫療公司。

可以想象，移動醫療公司是希望通過分化醫院掛號的流量，來逐步建立自己的用戶。當然，更直接的原因是，這種模式能夠產生交易、能夠帶來現金。

原本，這門生意是患者、醫生、醫院和掛號平臺多方共贏的，看起來似乎一切都顯得很***。但人們忽略了，這種行為破壞了現行政策下的醫療秩序。無論這種秩序是否合理，利用加號的商業行為都有悖政策規定，損害了政府的形象和職權履行。

在這種背景下，原本基于鼓勵創新的角度，政府一直是對移動醫療持默許、包容甚至鼓勵的態度，但因為在掛號問題上的分歧，產生里政府與移動醫療之間的***次直接沖突。

移動醫療存在系統性缺陷

這次沖突足以引起移動醫療的充分反思。不僅是因為它真的有可能對眾多創業公司的業務產生直接影響，而且更重要的是，它所揭示出的移動醫療目前所存在的系統性缺陷。

移動醫療雖然是以顛覆者的姿態出現，但實際上自從興起以來，一直是以 “跪舔” 的姿態面對醫療服務鏈中的各個利益相關方，包括政府、醫院、醫生，甚至患者。

尤其是對政策，移動醫療更是竭盡所能，比如解決看病難、控制醫療費用、體現醫生價值、提高醫療效率等，都是眾多移動醫療公司自發確定的奮斗方向。

但讓人心寒的是，迄今為止，政府并不太買賬，包括政府采購、社保支付基本沒有傾向移動醫療；公立醫院的態度則是可有可無，反正都不花錢，弄些點綴還可以撐門面；醫生則基本是觀望狀態，移動醫療故事太美，但現實太單薄；而患者顯然也并沒有對移動醫療高看一眼，不然作為一種剛需怎么會沒人付錢呢？

這個嚴重的問題非常需要反思：

首先，移動醫療過往的發展思路是尋找痛點，邏輯是只要能夠解決痛點，那么自然會有人為此買單。事實證明，并沒有人愿意買單。因為移動醫療是要改變現有醫療體系，要創新，但無論是政府、公立醫院還是醫生，實際上都沒有這個動力。一方面他們都是既得利益者，另一方面創新尚沒有給他們帶來更大的利益。

第二，移動醫療沿用了傳統醫療服務體系的思路。傳統以醫院為中心的醫療服務體系是以治病為核心的。無論是醫院還是醫生，他們的利益都是建立在人們生病的基礎上。移動醫療的服務，尤其是加號業務同樣是這個邏輯。翻譯成普通話就是，移動醫療希望通過互聯網的方式來給人們看病，并希望用看好病來掙錢。這個難度實在太大了。

總的來說，移動醫療過往一直跟著一幫并沒有變革、創新動力的人玩兒，而且是依照在傳統領域已經快玩兒不下去的邏輯玩兒，那么結果就是現在這樣，大家都不待見，偶爾還挨欺負。

當然，移動醫療當中還有很大一部分是提供所謂的健康管理、慢病管理。從大方向來說，這些都沒有錯。無論是從保持健康、減少病痛的角度，還是從降低醫療費用、減輕社會負擔的角度，健康管理、慢病管理都十分重要、必要而且需要。

但這類應用一直面臨著看上去難以逾越的障礙，就是健康的人、癥狀輕的人都不會使用這類產品，而已經得病的人就更不會用，況且病情稍微重一點兒，移動醫療又根本解決不了。

關于這個障礙，過往的解釋有兩個：***就是人們的健康意識不強，沒有這個意識；第二就是以治療為主的醫保體系，導致健康、預防被忽視。

缺乏健康意識的理由顯然是站不住腳的，因為如果是這樣的話，政府搞了多年的健康教育早就把問題解決了，根本輪不到移動醫療的事兒。況且既然健康是剛需，怎么會存在意識強不強的問題？而醫保的支付制度確實是個問題，但是不是有了醫保支付問題就解決了？也未必。否則像基層醫療機構的報銷比例都 90%以上了，還是沒有人去。

健康與財富的結合？

總結起來，移動醫療面臨的問題如何找到一個能與自己并肩創新的小伙伴，而且還要有一種合理的機制能夠讓這個小伙伴積極參與、積極掏錢。

從前面的分析中已經看到，掛號這件事兒已經表明，政府不大可能成為這種顛覆式創新的同盟軍；公立醫院是現行體制的既得利益者，更不太可能主動自我革新；而醫生也沒有從移動醫療那里看到更大的利益，很難成為有力的推動者。剩下的還有患者……

雖然患者一直是移動醫療服務的核心，但過往卻并沒有受到太多重視。因為移動醫療一直采用的邏輯是，有了醫生、有了醫療服務，患者自然會來。這個邏輯的問題在于，它是傳統醫療的邏輯，而且是傳統大醫院的邏輯。移動醫療在服務能力上又競爭不過大醫院，實踐效果并不好。

那些指望娛樂化手段調動用戶積極性的舉措似乎也存在問題。因為健康管理、慢病管理是逆人性的，這些事情做起來都是需要毅力的，而娛樂化手段怎么可能培養這種毅力？

目前關于解決患者（用戶）積極性的方式，討論比較多的是保險的參與。社保短期內還比較難指望，主要是商業保險公司對這個事兒的參與。人們期待著商業保險公司的參與能夠解決支付問題，進而把用戶納入整個閉環服務體系當中。

但保險公司的套路也存在一些問題。由于保險公司和移動醫療在健康管控方面的能力都不夠強，于是引入保險很快就變成了雙方合作賣保險產品。賣保險產品就需要依賴保險公司原有的強大的銷售體系，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原有的健康保險產品除了價格賣得很高之外，并沒有帶來很多改變。而很多移動醫療公司正是因為看到這個問題，才決心模仿美國的 HMO、ACO。

這種管理式醫療在美國取得了部分成功。我們且不討論具體制度細節，僅從宏觀上看，管理式醫療實際是調動了企業雇主的積極性。企業雇主愿意與保險公司合作，保持員工的身體健康。

管理式醫療究竟效果如何還需要實踐檢驗。即便如此，我們依然不能忽略的是真正調動用戶對管理個人健康的積極性。從醫療改革的強勢推動和移動醫療的小恩小惠等舉措看，都沒有充分取得個人的配合。那究竟該如何調動個人對自身健康的關注并主動管理？

美國的克里斯坦森在他的《創新者的處方》中提到了一種健康儲蓄賬戶的高起付線保險，非常具有啟發性。這種賬戶的大體意思是說，個人在早期的健康管理越好，后期的賬戶余額積累就越多。這既是一種支付制度改革，但同時可以看到，它實際是將個人健康與個人財富管理相結合的一種思路。

將健康與財富管理結合的思路怎么在中國落地還需要更多探討和研究，但這種思路至少提醒我們，應該對調動用戶的積極性給予更多重視。比如說，除了工作狂，沒什么人喜歡工作，但大家還是這么拼，財富積累恐怕是***的動力。那么健康管理能不能嫁接到這個巨大的動力上？

不過，關于這個思路怎么應用到移動醫療里，這里沒有答案；究竟實踐效果怎么樣，也無法確定；而且但凡涉及個人財富的事兒，都必須高度提防騙子的出現。所以，真的還需要更多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