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9日，央視網發布視頻新聞《中國教授完成全球首例人類“換頭術”耗時18小時》，在中國哈爾濱醫科大學任曉平教授的指導下，一項名為“異體頭身重建術”的手術在一具遺體上進行，持續了18個小時后，世界首例人類頭部移植手術完成，連接了切斷的脊椎、神經、組織和血管。對此，意大利神經外科專家塞爾吉奧·卡納韋羅表示，此次手術的成功意味著，我們距離未來人類活體頭部移植手術又近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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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移植的倫理及法律問題成公眾爭議焦點 

眾多媒體跟進報道，從技術、法律、倫理等多個角度對所謂的“換頭術”進行分析，甚至發起接受度調查。輿情與新聞報道同步升溫，更在任曉平21日公開批評媒體過度解讀后，出現井噴式發展。我們聯合清博大數據進行了輿情分析，“換頭術”輿情在11月21日出現峰值，之后網民議題集中在異體頭身重建術、媒體報道規范、任曉平回應質疑的動機、“換頭術”的法律和倫理問題等方面。對“換頭術”的態度，網民以中性情感為主，占比55.02%，負面情感和正面情感分別占比26.13%和18.86%，可見，“換頭術”引發的爭議較大。 

異體頭身重建術的醫療價值受肯定，幾家歡喜幾家憂。部分網友對本次世界首例人類頭部移植手術的意義表示肯定，認為這項手術屬于對脊髓神經移植再造的科學研究，能幫助修復人體受損的脊髓神經，在干細胞技術成熟之前，有望治愈截癱病人。也有網友對異體頭身重建術表示恐慌，“新鮮尸體”“頭移植”“換頭”等血腥詞匯給人造成心理不適，更有人擔憂“換頭術”成真且普及后，“有錢人花錢買命”，經濟地位的差異將造成生命安全的不平等。 

媒體盲目貼“換頭術”標簽，被批消費公眾注意力。媒體想當然給異體頭身重建術貼上“換頭術”的標簽，儼然科幻影視情節成為現實，引發廣泛關注。在任曉平澄清手術“只是完成了臨床前模型設計”而非“換頭術”后，媒體一下轉為網友攻擊的靶子，被批以簡單詞匯定義專業的醫療問題，既不尊重研究成果，又會誤導公眾；更有人指責媒體為了點擊量過度解讀，甚至以“造謠-傳謠-辟謠”的模式操縱議題，消費公眾注意力。 

任曉平被指為出名炒作，嫁禍媒體。在21日的媒體見面會上，任曉平稱“換頭術是媒體追求新聞效應的產物，實際不存在”，并將他所做的人類第一例頭移植外殼實驗模型稱為“醫學史的里程碑”，能為今后頭移植實施，提供科學問題、技術問題解決方案。部分網友表示，手術只是在遺體上進行，“換頭和換身體是一回事”，認為任曉平所述與媒體報道并無二致，批評正是他夸大其詞，才招致媒體的過度渲染。 

頭移植與法律、倫理存在沖突，所涉社會問題飽受爭議。有網友認為頭移植挑戰了社會倫理接受度，首先，公開在遺體上進行人體頭移植外科實驗，有違中國“死者為大”的文化傳統；其次，追問換頭之后的身體及生命歸屬，接受手術的雙方誰作為主體一方，并為另一方負責。他們批評任曉平作為科學家也要講倫理。也有網友援引任曉平列舉的心臟移植、手部移植案例，認為這些器官移植已被社會接受，頭移植是同樣的道理，只要不做非法的人體試驗即可。更何況，醫學就是在爭議中進步的。 

科技進步的倫理尺度在哪里？ 

本次“換頭術”新聞廣為傳播期間，新浪微博“@頭條新聞V”發起換頭手術接受度調查，稱“超半數網友支持”，現實世界也確實有人在用行動作出選擇。 

選擇：有患者改選傳統療法，有家屬甘冒倫理風險。俄羅斯計算機工程師瓦雷里·多諾夫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縮癥，他全身萎縮、骨骼畸形、身體狀況逐年惡化，原計劃接受人類頭部移植手術。就在今年上半年，多諾夫改變了計劃，他將選擇傳統療法改善自己的肌肉萎縮癥狀。 

盡管任曉平宣布近期的手術只是頭移植模型，和“換頭術”還有距離，但是遼寧女子王智仍然希望肩部以下全部截癱的父親接受手術，成為“換頭術”的中國第一病例。考慮到倫理方面的問題，她表示愿意承擔所有風險。 

挑戰：“換頭術”沖擊現有社會規范，是跨學科的系統性問題。“換頭術”能否到來還有相當的不確定性，但它對現實的沖擊不僅僅限于醫療科學的范疇，更對人們的認知和社會、倫理尺度發起挑戰。如《新京報》就頭顱移植手術倫理把關程序評論，術前的倫理和安全評估是一個不容繞過的關口。即便現在不可能獲得社會和公眾的理解，但至少要獲得倫理審查委員會的采信，才有可能批準這樣的手術。光明網則就機會公平問題發問，在可供移植的頭顱有限的情況下，究竟誰才有能得到這枚頭顱，或者說是“重要的”身體得到了頭顱，還是“重要的”頭顱得到了身體； 

就網友關心的公開在遺體上進行人體頭移植外科實驗的倫理問題，衛生主管部門尚未就該手術實驗表態。需要注意的是，頭移植目前在遺體上進行，已經超出國家衛計委發布的《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審查辦法》的規范范圍，顯然，我國的醫學倫理建設存在空白。 

更核心的，頭移植牽涉的身份認證如何確定，這又是法律問題。北京京師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梅蘭介紹，從法律角度，對術后自然人的身份認證可能會按照“身體認定說”，目前法律對自然人的認定是整體的認定，即在自然狀態下出生的由身體和大腦組成的人，沒有對完全割裂的部分進行認定的規定。但鑒于實踐中對一些患有特殊疾病的人，例如腦死亡的植物人、喪失自我意識的無行為能力人，只要其心臟不停止，那么從法律的角度是不影響其作為一個自然人的法律地位，其身份關系也能夠得以維續。

法律認證依據又和醫學認證依據不一致。在醫學界一般會認為“大腦支配著一切”，北京大學人民醫院神經外科主任醫師劉如恩分析，因為人體活動來自于大腦中有意識的支配，所以“換頭”后，接受者保留的是自己的頭部，意識還是自己的，并通過自己的意識來支配別人的軀體。據此，術后患者的身份應該是頭部提供者身份。可見，“換頭術”牽涉的遠非醫學問題，而是關聯技術、社會、倫理、法律的系統性問題。 

鏡鑒：跨學科探討人工智能的技術、倫理與法律問題。不久前，香港漢森機器人技術公司設計的人形機器人索菲亞被沙特授予公民身份，加入人類籍。這款機器人能夠與人談話，甚至進行眼神交流，并聲稱未來想去上學，成立家庭，并毀滅人類。在科技以近乎調侃、顛覆的方式介入人類生活時，人們開始進行社會層面的嚴肅思考。針對我國人工智能的技術、倫理與法律研究現狀，中科院科技戰略咨詢研究院研究員李真真曾提醒：“我國的人工智能技術可謂與世界發達國家‘同步’，但倫理和法律研究則嚴重滯后，這種‘缺位’會制約我們未來的發展。” 

中科院院士張鈸曾表示：“智能機器不是代替人，而是要協助人做好工作”。人類發展科學技術的目的是服務于人類社會，造福人類自由而全面的發展。發展科學技術過程中，不能囿于單一的專業學科，更應對整個社會進行宏觀關照，這既是科研的前提也是全過程性要求。回到“換頭術”本身，在解決技術問題之前，醫學界更應與社會學界、法學界、倫理學界乃至傳播學界進行跨學科交流，做好科學研究的倫理及社會規范準備，讓一切科學技術為人類帶來利好而非爭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