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為防止人臉識別戴頭盔逛售樓處，“人臉識別第一案”法院判決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刪除原告辦理指紋年卡時提交的包括照片在內的面部特征信息，天津立法禁止市場信用信息提供單位采集生物識別信息……近來，一連串的新聞再次把人臉識別推上了風口浪尖。

基于面部生理特征進行個人身份鑒定的人臉識別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諸多便利，其在疫情期間更是發揮了重要作用。不過，人臉識別也給人們帶來諸多不便和煩惱，其對隱私安全的威脅不容忽視。

隨著嘗鮮者越來越多，人臉識別已經呈現濫用趨勢，而濫用就意味著人臉信息泄露的環節越來越多，且不易控制。一份針對2萬人的問卷調查顯示，6成受訪者認為人臉識別有濫用趨勢，3成受訪者表示已因人臉信息泄露、濫用而遭受隱私或財產損失。

此外，由于人臉的唯一性和不可復制，人臉信息泄露所造成的后果難以預估。此前，有不法分子在電商平臺以5角錢一份的低價打包出售人臉信息，這些信息有的被用于虛假注冊、電信網絡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這只是威脅的冰山一角。

不易控制、難以預估后果讓很多人為此焦慮。不過，無論是戴頭盔諷刺售樓處的消費者，還是狀告杭州野生動物世界的市民，或是天津的立法者，都向人臉識別明確喊出了同一個字——“不”。而在人們熱議的小區物業領域，杭州擬率先喊出“不”字。已提請審議的《杭州市物業管理條例(修訂草案)》規定，物業服務人不得強制業主通過指紋、人臉識別等生物信息方式使用共用設施設備。此前成為輿論焦點的“戴頭盔逛售樓處”事件也讓多地規定售樓處不得設置人臉識別。

聲量越來越大、傳播范圍越來越廣的“不”表明，人們不再愿意用隱私換取所謂便利。理論上說，只要防止人臉識別濫用，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人臉信息泄露。但是，這在具體實踐中不易操作。一方面，濫用的標準并不明晰。根據相關法律，處理個人信息應遵循合法、正當、必要原則。站在不同立場的人，對“必要”二字的理解可能會完全相反，容易扯皮。這有待法律法規進一步細化。

另一方面，在技術方、利益相關方的推動下，人臉識別有較強的應用沖動，而人們維權卻很難。天眼查專業版數據顯示，我國共有近6000家企業名稱、經營范圍、產品服務包含“人臉識別”。不應用，這些企業就很難獲得利潤。而具體的使用者也是看中了其能帶來的利益。比如，售樓處使用人臉識別，主要是為了辨別客源是否為自來，以減少傭金的支出，同時進行精準營銷。對此反感又難以維權的人們，最終想出了戴頭盔的無奈之舉。

跑在監管前頭的人臉識別，如脫韁的野馬，商用場景越來越多，當務之急是盡快劃定其活動范圍，明確禁區。但在規矩立好之前，能否考慮暫停商用人臉識別?能否考慮在一些地區、一些領域先行試點禁用，等待時機成熟再在限定的范圍內有序放開?針對每一項商業應用，都可以問同樣的問題，不用人臉識別，可不可以正常使用?

按下暫停鍵，不是停止鍵，既給監管劃范圍、立規矩留足時間，也給人臉識別自我調整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