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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人，或說是自動化與AI的通稱，無所不在的進入我們周遭，它們雖然沒有搶走我們的工作，卻反讓我們工作的更艱辛...

英國作家George Orwell在1949年寫了一本警世小說《1984》，說到了1984年，全球會被超大的集權所統治，人民受到監控失去自由，稍有反抗即受到懲罰。

1984年我們安然度過，但情景卻在將近四十年后發生，時空不同，腳本自然不一樣，今天說的是機器人，或說是自動化與AI的通稱，無所不在的進入我們周遭，有人用機器人浩劫(Robot Apocalypse)形容，但與想象的不盡相同，機器人雖然沒有搶走我們的工作，相反的卻讓我們工作的更艱辛。

多年來大家都預期機器人以軟硬件的型態掠奪人類工作，讓很多人失業，形成機器對人類的反撲。我們現在并沒有失業，但機器卻以另一型態反撲，用緊密的監控，讓我們的精神隨時處于緊繃狀態。

這一現象可以說源自疫情的嚴峻，居家工作與網上采購，改變了工作方式與消費型態，遠地工作的監控軟件銷售大增，而網購的作業與運送更需要雇用大批不固定人力，形成一種零工經濟(Gig Economy)，而需要AI來管制。

從辦公室回到家里工作，省去了交通往返，享受悠閑的工作型態，但漸漸發覺不在辦公室也難逃老板的關切。Slack可以讓你的老板觀看私人信件，以及上網的每件事用了多少時間;Zoom以前有注意力追蹤機制，會議中有誰眼睛沒對準屏幕超過半分鐘，老板就會知道，好在這個機制現僅用做訓練。

遠距連接軟件TeamViewer，把居家工作的計算機畫面，實時反映到辦公室的桌上計算機，老板一個人在辦公室巡視一遍大家的桌上計算機畫面，每個人在家里做了些什么就一目了然。

這類監控當然不止居家工作的人，飯店的清潔工、客服中心的服務員、甚至軟件開發人員，都藉AI的關切與督促，發揮最大的效能。飯店的清潔工聽從AI的指示打掃房間，然后記錄花了多少時間;客服中心服務員接聽電話，AI指示要說什么、要怎么說，有的還要說足夠的對不起，才符合要求;軟件開發更要記錄敲鍵與卷動畫面的次數，來判斷用的時間是否太長而扣工資。AI扮演經理的角色，細膩與效率遠超過人類。

疫情讓電子商務加速成長，直接帶動了倉儲的擴充與管理，如亞馬遜啟用機器人與流程管控等技術，工作人力雖未被淘汰，但技術調整后的工作，反而使工作更為緊繃，甚至陷入危險。

不時有媒體報導，雖然稱贊亞馬遜的效率，卻說是由工人以類似機器人的工作所付出的代價。柏克萊加州大學勞工中心一份報告說，技術對不同的族群與職業會有不平均的影響，而倉儲的工作以拉丁裔與非裔居多，這些族群會不成比例的受技術變遷而影響。

約五年前，亞馬遜就在大城市雇用送貨員，用當地的人把包裹送到最復雜的「最后一里路」，疫情加速了網購，就雇用了更多人，這就是亞馬遜Flex，用自己的車把貨物從當地的倉儲送給顧客，賺取每小時十幾到二十幾美元的酬勞。

雇用的資格是獨立包商，工作自由，雖然沒有任何福利，開銷自行承擔，似乎還是可以做的工作。只是一旦成為Flex送貨員，竟與想象的不盡相同，有的還向媒體形容為夢魘。

一堆大小包裹，送到同一大樓很多樓層，回來車上多了一張不準停車的罰單。汽車過度耗用，一個人說加入才七個月，就跑了10萬哩，而且多次換機油、更換頭燈與尾燈。但讓送貨員更擔心的是工作考績，不透明、用AI的考績，像是準時、包裹不外露街頭、特殊應變能力。

彭博社報導，一名送貨員發現輪胎上扎了一根釘子就把車開回來;另一名送貨員天剛亮就送貨到一個小區，大門鎖著、接貨顧客電話不通，這兩人的下場相同，被AI解雇。

亞馬遜對自己品牌的送貨車，雖然租自合作伙伴，也開始啟用更進一步的技術，安裝AI運作的攝影機，聲稱可以完全掌握送貨行程，對開得太快、煞車太多、曲折蛇行，或STOP路標沒停下來，都會記點列入考核。

雖說系統是為了安全，送貨員難免有到受到監視的感覺。除了亞馬遜，UPS、FedEX等大型運送機構，莫不走向自動化的啟用，快速安全的把包裹送給顧客，當然也同樣是以送貨員的辛勤換來的。

如果送貨不行，那送人呢?加入Uber或Lyft，做一名載客駕駛員，隨自己意愿輕松自在的工作。但學者們對Uber駕駛員進一步訪談，發現了三項對人管理的缺失，用Uber App監視駕駛員、用不透明的自動化考績制度，使工作缺少人性化而感到孤獨。

華盛頓郵報報導去年底加州通過第22號公投案，網絡約訂的運送載客駕駛員一律以獨立承包商看待，不計為公司雇員，加州Uber也因此改變了支付政策，致部分駕駛員收入減少。

表面輕松自在的工作，不代表不受管束，而且更可能受到高科技管束;另一方面，美國的勞工保障多是為全時工作而設計，雇用零工的公司藉此規避了對勞工的福利付出。疫情之后零工經濟應會繼續，機器人或AI的技術還會成長，對已經是弱勢的零工是否多一點人性管理，恐怕不在機器人，而在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