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主人公，是華人軟件工程師Eric Yu。

2016年，經(jīng)過谷歌、Meta、Palantir的一些面試后，Yu收到了Facebook軟件工程師的錄用offer。

當時他正在回家的航班上，那一刻，成功的喜悅讓他感覺自己到達了頂峰。

幾天后，谷歌的Offer也來了。

Yu在學生時代非常努力，兩個Offer是最好的回報。

隨后，他開始在Facebook和谷歌之間左右為難。

在那時，F(xiàn)acebook更像一家初創(chuàng)公司，而谷歌更像一家企業(yè)。

Yu也非常喜歡Facebook的校園，所以他選擇了Facebook。

入職后的頭一年半，Yu的體驗很好。作為一名剛畢業(yè)的大學生，他每天都對自己的工作充滿期待和興奮。

然而兩年半后，他開始感到焦慮。

Eric Yu和未婚妻Wanda

人生第一次驚恐發(fā)作

Yu的一天是這樣的：早上7點起床，工作到中午，期間會吃午飯，開幾次會議。下午2:30到5點，繼續(xù)開始緊張的寫代碼工作。

即使下班后，Yu也無法停止工作——他會一直思考工作中出現(xiàn)的問題，以及自己該如何解決。

對他來說，技術工作的壓力和環(huán)境，讓他即使在下班后，也很難斷開連接。

在2019年11月，Yu在家工作時經(jīng)歷了第一次驚恐發(fā)作。

那時在4點左右，他的左手小指已經(jīng)完全麻木了。他試著忽略這件事，結(jié)果情況變得更糟了。一小時后，他的耳朵嗡嗡作響，心跳得非常快。

他昏昏沉沉，思緒萬千。那感覺就像是一個水壩——如果上面有太多水，它可能就會破裂，讓所有的水傾瀉而出。

Yu越是試圖壓抑自己的情緒，它們就越要爆發(fā)。

幸運的是，他的女友Wanda在旁邊，認出了他的癥狀是驚恐發(fā)作。

那時，Yu對這種病癥一無所知，以為這只是一次性的事。

沒想到，在接下來的幾個月里，這種情況不斷發(fā)生，而且逐漸惡化。

從2020年3月到9月的六個月中，他處于人生的最低點。

每一天，他都覺得很痛苦看，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為什么還在工作。

他的工作表現(xiàn)也開始下降——他無法專注于寫代碼，也趕不上deadline。

被上級工程師嚴厲批評

Meta對代碼質(zhì)量有相當高的標準，代碼審查很嚴。

在Yu實習過的其他公司，代碼審查都是很寬松的，很快就會有人看完你的工作，予以批準。

但是在Meta，那里非常強調(diào)以正確的方式寫代碼，你必須遵循特定的設計模式和架構(gòu)風格。

在代碼審查中，Yu需要與不同的團隊合作，確定寫代碼的最佳方式。

在多次審查后，他收到了嚴厲的反饋，告訴他應該如何修復代碼。這讓他感覺很糟糕。

他希望能得到更有建設性的反饋方式，比如「我喜歡你在這里所做的嘗試，不過可以試試以這種方式改進」。

但Meta的一些工程師講話會很生硬：「這太糟糕了，你不該這么寫。」

這種反饋忽略了溝通上的情感需求，把問題變得非黑即白。

Eric Yu在找到其他賺錢方式后辭去了370,000美元的技術工作

其他人不會工作到這么晚

每當團隊要構(gòu)建一個新功能，大家都需要對其進行測試。如果功能運轉(zhuǎn)良好，就會被推廣給全世界的用戶。

有一個月，Yu是Android團隊中唯一的工程師。其他人要么在度假，要么在休心理健康假。

他不想讓團隊的進度變慢，所以承受了極大的壓力。如果自己不快速吸收相關知識，未來的工作流就會延遲，整個團隊的進度都會受影響。

所以，Yu會加倍努力工作，直到晚上8點才下班，比大多數(shù)的Facebook員工晚很多。在周末，Yu也會每天花四個小時。

如今回想起來，Yu覺得當時自己的工作量極度不健康。他應該告訴自己的經(jīng)理，自己一個人無法完成這么大的工作量，需要更多人協(xié)助。

最后一根稻草：經(jīng)理質(zhì)疑「提交次數(shù)」

在Facebook內(nèi)部有一個表，每個人都可以在其中查看每個團隊成員在一段時間內(nèi)提交了多少代碼。

在Yu看來，將這種信息公開化并不健康，會給大家造成壓力。他會每隔幾周看一次這個表，看看自己在團隊、公司中處在什么位置。

他剛轉(zhuǎn)到一個新團隊時，經(jīng)理會告訴他，「你的提交次數(shù)讓我很擔心」，因為他的次數(shù)略低于團隊中大多數(shù)成員的平均水平。

但這是有原因的。

在Yu入職期間，團隊想要構(gòu)建的路線圖和愿景都不是很明朗，所以并沒有給Yu交付太多的項目。

領導層會如此密切地關注提交代碼次數(shù)，以此來衡量員工是否成功，對此Yu并不認同。

他認為代碼數(shù)量并不能證明什么，領導力、項目管理能力、人際關系等技能，也應該受到重視。但他的經(jīng)理顯然對此持有不同意見。

這次談話，成為讓Yu決定離開Meta的最后一根稻草。

Yu和Wanda寫下了他們夢想中的生活

設定一個目標，然后離開Meta

在2020年底，Yu和Wanda想了一下，未來10年他們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樣子。

他們決定改變目前的職業(yè)軌道，因為他們都不想在科技行業(yè)工作那么久。

有一天晚上，兩人集思廣益，在白板上試著寫出所有能掙錢的辦法——運貨、品牌聯(lián)盟營銷、房地產(chǎn)。

評估了風險和回報之后，他們把范圍縮小到了房地產(chǎn)和Airbnb。

但那是是疫情期間，他們不確定是否該完全投入其中。

于是，他們從house hacking開始干起，這是一種低成本的進軍房地產(chǎn)的方式。

他們計劃買一幢房子，住在其中的部分房間，再把其他房間租給別人。他們希望以5%的低首付購買房產(chǎn)，還貸的額度低于他們在舊金山支付的租金。

他們在加州的雷丁買了一套五居室的房子，距離舊金山有四個小時的車程。

兩人住在后院一個252平方英尺的獨立小屋，而主屋每月在Airbnb上能帶來大約8000美元的收入。

Yu和Wanda居住的小屋

兩個人每月在住所上不用花錢，還有報酬。這讓他們對房地產(chǎn)的潛力越來越有信心。

Yu設定了這樣一個目標：一旦自己每月從房地產(chǎn)中賺到10000美元，就從Meta辭職。

2021年，兩人又買了兩套房產(chǎn)，到年底時，Yu達到了每月10000美元的收入。在2022年，他們又買了兩套房產(chǎn)，23年繼續(xù)入手一套。

疫情期間，每個人都在家工作時，Yu選擇了辭職。

當時，他并沒見到自己的同事，也沒有任何正式的告別。

最后一次會議之后，他合上了筆記本，松了一口氣：我終于離開了。

辭掉一份年薪37萬美元的工作，聽起來很不理智。如果余生都留在Meta，可以確保自己的財物安全，但是Yu表示，這里并不適合自己。

不過，從房地產(chǎn)中賺取被動收入，并不是Yu的最終目標，這只是為他提供了時間和空間，來進行更多的探索——如果財務狀況良好，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他希望能建起一個社區(qū)，幫助他人改變自己的活法，活得更有意義，就像他自己一樣。

現(xiàn)在，Yu仍然在探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