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年，一些國家的博士項目申請人數出現下滑，有專家警告稱，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

從澳大利亞、日本到巴西和英國，高昂的生活成本、微薄的助學金以及畢業后有限的就業前景，正在阻礙人們攻讀博士學位。

據經合組織（OECD）巴黎總部項目負責人斯拉里科表示，這些下降的數據應該「敲響警鐘」。

「這表明我們需要改革（博士生的）工作條件，并考慮多樣化的職業選擇——否則，我們將面臨人才流失的風險，最終將拖慢科學進步的步伐。」，他說。

2023年，澳大利亞大學和澳大利亞研究生院理事會（ACGR）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3年1月），盡管該國人口同期增長超過7%，但2018年至2023年間，澳大利亞國內博士生入學人數卻減少了8%。

博士的窘境

在許多國家，阻礙學生攻讀博士學位的一個最大因素是高昂的生活成本，這與他們獲得的報酬不成比例。

在美國，有些博士甚至還在為食物不足發愁！

Nature網站文章稱，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的社會流行病學專業四年級博士生Cruz表示，要在波士頓這座生活成本為每年62500美元的城市中養活自己顯得有點捉襟見肘。

她在全職寫論文之外，還給一位教職科研人員的同事做每周20個小時的研究員，并通過教學來補充她37000美元的津貼（哈佛大學于2024年7月將博士生津貼提高到至少50000 美元） 。

她在折扣農貿市場購物，在那里花10美元就能買到一周的農產品，還與另外兩個人合租以盡量減少住房成本。

威斯康星大學麥迪遜分校的校園食品儲藏室為沒錢購買食物的學生提供幫助

2024年2月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哈佛大學的糧食不足問題不僅僅是一個傳聞。

由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院長辦公室委托進行的一項調查中發現，在參與回復的1287名博士生和458名博士后中，分別有17%和13%的人曾經歷過糧食不足——這一數字與美國人口中經歷過糧食不足的比例（13%）持平，甚至還有些許超過。

受訪博士們表示，他們不得不跳過正餐、減少份量、或者吃營養價值很低的食物。

有些人還報告說，他們因沒有足夠的食物而感到焦慮。糧食不足往往還與受訪者因難以支付房租或抵押貸款而面臨住房風險有關。

一項針對161所英國大學的尚未發表的研究發現，食品不足已經「超乎尋常」。

領導這項研究的紐卡斯特諾森比亞大學健康生活實驗室（Healthy Living Lab）的負責人Defeyter表示，有20%的博士生受到糧食不足的影響，「這遠遠高于英國人口中的平均水平（6-10%)」。

在澳大利亞，博士生平均津貼約為32,000澳元（20,000美元）。「這遠低于最低工資標準」，位于澳大利亞墨爾本的澳大利亞研究生研究委員會（ACGR）主席Louise Sharpe說。

Sharpe補充說，盡管這筆津貼對于單身人士來說略高于貧困線，但澳大利亞博士生的平均年齡在三十多歲——通常具有在不同行業工作的經驗——并且有家庭和其他責任。

經濟上的不安全感也是日本博士生的主要擔憂之一，自21世紀初以來，日本的博士生數量一直在下降。2023年，日本國內博士生入學人數為15,014人，而2003年的峰值為18,232人。

為了應對這一問題，日本文部科學省（MEXT）去年宣布計劃為博士生提供額外資助。

在巴西，人們也對研究生教育失去了興趣。

去年，巴西聯邦研究生教育支持與評估機構（CAPES）發布了一份報告，顯示2022年該國國內博士新生入學人數為近十年來的最低水平。

CAPES主席Denise Pires de Carvalho表示，新冠疫情是一個因素，但這并不是人數下降的唯一原因。

他說，巴西的經濟危機，以及政府不愿增加對科學和技術的資助，也是主要原因。

為了應對這種情況，2023年，巴西政府將碩士和博士生的助學金金額提高了40%——這是十年來的首次增長。這一變化使得同年入學人數略有增加。

在加拿大，雖然博士生數量尚未下降，但過去幾年里，為博士生提供足夠維持生計的「生活工資」呼聲一直很高，位于哈利法克斯的加拿大研究生研究協會候任主席Adam Sarty說。

去年，加拿大政府響應了這一需求，二十多年來首次提高了研究生獎學金。這是一改變很受歡迎，但Sarty指出，這些助學金只提供給最優秀的學生——還需要額外的改變，以便為更多學生提供經濟保障。

但是，由于2024年實施的國際學生上限政策，導致MBA等專業型研究生項目的入學人數下降，許多加拿大的大學正面臨財政壓力。

近年來，英國等國家也出臺了類似的規定——這引發了人們的擔憂，質疑大學是否有能力支持處于職業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員。

科研經費削減

不久前，特朗普政府宣布，將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的間接經費削減到15%，這對于一個預算超400億美元的龐大機構，影響巨大。

同日，根據Science雜志報道，白宮為美國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提出的預算數字為30億美元，而相比之下，該機構目前的預算是91億美元，削減了幾乎2/3。

根據Science雜志的報道：NSF預算的削減幾乎肯定會降低研究人員獲得NSF資助的機會。一位美國高等教育游說者評論道：「如果成功率下降到 10%，那為什么還要申請呢……如果研究人員無法在美國獲得資助，他們可能會決定離開美國。」

這一次，馬斯克所在的政府效率部（DOGE）的大刀也砍向了科研界。

早在1月28日，Nature雜志就以「特朗普團隊宣布凍結聯邦撥款，美國科學界陷入混亂」為題報道了美國經費凍結與取消的事件。盡管問題看似已解決，但隨后越來越多來自各領域的科學家開始報告，自己的科研經費被凍結，而解凍的時間卻遙不可及。

根據「Nature」雜志的報道，超過100名依賴國家科學基金會（NSF）資助的博士后研究員被拒絕繼續獲得薪資，他們面臨著生計困難。

這些博士后依然為如何支付食物、房租和信用卡賬單感到焦慮。

就業不穩定

博士生入學人數的下降是人們遠離學術界這一更廣泛趨勢的一部分。

2021年，Sarrico和她在經合組織(OECD)的團隊發現，許多國家的政策制定者、資助者和研究人員認為，即使在入學人數沒有下降的地方，由于學術界職業的不穩定性日益增加，也很難將最優秀的人才吸引到研究生項目中。

「這不僅僅是數量的問題，還關系到你能吸引到的人才的質量」，Sarrico說。

在中國等世界的一些地區，博士學位持有者的數量一直在增長——以至于博士學位持有者的工作崗位數量正在減少，特別是在學術界，香港大學高等教育政策與實踐研究員Hugo Horta說。

一些國家正在通過旨在為博士生提供求職技能的項目來解決這一問題。例如，在日本，文部科學省去年春天宣布計劃推出長期帶薪實習項目，幫助博士畢業生多樣化就業選擇。

問題的部分原因在于公眾對擁有博士學位究竟意味著什么存在著誤解。

「有一種誤解認為，我們正在把那些想永遠做學生的年輕人，放在象牙塔里，讓他們研究與我們的社會福祉無關的深奧問題」Sharpe說，「沒有什么比這更遠離事實的了。」

Sharpe表示，在澳大利亞，博士學位持有者經常擔任領導角色，例如在政府等部門。

就業建議

Nature在一篇其網站文章中給了博士生們三條工作建議：主動出擊；針對不同的工作，準備不同的自我介紹以及多用主動句。

X上一位的一位專門指導博士生就業的招聘經理Ashley Ruba也給了博士生們一些找工作建議：

• 選擇一位能為你提供非學術職業指導的導師。
• 盡早開始建立非學術領域的人脈關系。
• 積極探索各種非學術職業選擇，直到找到理想的方向。
• 通過人脈獲得寶貴的實習經驗。
• 畢業即就業，獲得一份高薪工作。

博士生數量下滑、人才流失的警鐘已經敲響。

這不僅僅是個人職業選擇的問題，更是關乎一個國家、乃至全人類科學進步的重大挑戰。

尤其在當前，全球面臨氣候變化、能源危機等多重壓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科研突破。

特別是在人工智能等新興領域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對博士生的支持力度，直接關系到國家的核心競爭力。

各國政府、高校、科研機構以及社會各界都應積極行動起來，為博士生創造更好的學習、生活和工作環境，提供更多元化的職業發展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