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富士康普工的夢想與現實
“白天”已經回家，“黑夜”還在繼續。
陳明遠留下一封信，然后爬上一座樓的樓頂。被攔下后的他被舅舅帶回了湖南老家。陳明遠上火車的時候，他的舍友劉效林沒有去送他。
在全中國，每年有2億多農民離開家鄉，踏上外出打工之路。陳明遠和劉效林，是這個群體里的一對合租者。他們的房間里只有一張床，陳明遠上白班，劉效林上晚班，彼此時間正好錯開。
他們和他們所處的群體一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斷裂。
失效的節儉
一張床的價值被最大化，成為“二十四小時熱炕”
盡管是室友，劉效林與陳明遠并不熟悉。他們在一次郊游活動中認識了，兩個人都想從宿舍中搬出去住，于是，開始合租。他們租的房在深圳一個叫塘前小區的居民樓六樓。一個小得不能再小的一室一廳，麻雀般五臟俱全。進門的廳里，除了一只黑色的行李箱外，沒有任何東西。小房間里放著一張床，占據了小房間里三分之二的面積。
整個房間只有一張床。陳明遠和劉效林把時間有效地錯開了。陳明遠對應的是“白天”，他上白班，晚上回來睡覺。劉效林是“黑夜”，白天回來睡覺。這一張床的價值被最大化，成為“二十四小時熱炕”。
“為了省錢，房租是200元一個月，加上水電費，分攤下來一個人只有一百出頭。”劉效林說。這個合租房里沒有電視機也沒有洗衣機，水電費少得驚人。
他們和億萬農民工一樣，為了解決家庭的經濟問題，從一處流動到另外一處打工。他們所在的城市深圳，堪稱“打工者”最多的一座城市，現有的外來務工人數達到了700萬之多。他們所在的企業富士康，也算得上中國代工企業的典范，光深圳園區就有40余萬員工。
一個沒有疑問的原因是，劉效林和陳明遠選擇合租是由于貧困或節儉。
1990年，中國農民工的人數不過才2135萬。20年后，這個數字達到2.29億。在中國的初次分配中，勞動者報酬占比已從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這意味著，國民收入分配更多向政府和企業集中。
按照劉效林的說法，富士康的待遇在珠三角算不錯了，但即使如此，算上一個月大約100個小時的加班，也只有1500至2000元。
“其實，他們的薪水要比他們的父輩更低。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一個工人可能只有五六百元。但那時候的五六百元要值錢得多，那時的工人可以迅速地積累一筆小財富，回家蓋個房，開個小店，過上不同的生活。”中國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黨國英說。
這使他們面臨的局面比父輩們面臨的要殘酷得多：節儉已經失效。
夢想與模仿
盡管貧窮，但他們渴望過上體面的生活。這從他們的打扮上可以看出來
他們懷著夢想在異鄉打工。
盡管貧窮，但他們渴望過上體面的生活。這從他們的打扮上可以看出來。
陳明遠愛漂亮，穿得很時髦，因為怕發炎，左邊耳洞里塞著一個茶葉梗。劉效林比他大四歲，看上去像另外一種人，穿得最多的是廠服，指甲修剪得很整齊，有一種少年老成的味道。
他們都愿意下一些本錢把自己打扮得更為時尚一些。在富士康，也隨處可見模仿“非主流”的年輕人。這并不意味著一些調查的說法是對的——新一代農民工比他們的前輩要嬌氣、自私，實際上，他們在私下里過得節儉得多。
他們只是在模仿一種城市的生活。模仿的對象變了，呈現的方式也有所不同。
在富士康，陳明遠和劉效林代表了兩種不同的生存狀態。陳明遠的夢想是當一個中醫，像李時珍一樣上山采藥治病救人。這在現實中顯得很遙遠。
劉效林是一個腳踏實地的年輕人，與其說夢想，不如說是計劃更恰當些，他只想做點小生意，在充沛的體力減弱之前，可以進入另一種生活狀態。
富士康今年第一個極端事件主角馬向前生前的木床板上有幾行字跡：“銘記自己種下的誓言：我將于2008年達成月薪創下5000元，如果達到目標，我將在街頭磕三個響頭。為了過富人生活的誓言，將改變我的一生。”
無法斷定這是不是馬向前的筆跡，但這行字代表了青年打工群體中很多人的夢想。“我希望能賺足夠多的錢，然后回去考駕照，開個貨車。”來自重慶的一個普工許超說。令他懊惱的是，現在每個月的工資最終都會所剩無幾。
女性普工的夢想更實際些，19歲的甘肅女工鞏小娟，從15歲開始出來打工，現在每個月可以往家里寄1000元，她對未來的想法就是回到家鄉開個小店，然后嫁人生子過穩定的生活。
黨國英說，對于青年農民工群體，模仿城市生活可能在更多意義上是個象征，意味著擺脫目前的境遇。
彩票的作用
在富士康龍華園區的北門，每個月發工資的幾天，彩票站點的生意總是好得出奇
他們愿意模仿城市的生活。但城市的生活并不因為他們的模仿而離他們更近。
“城市歡迎新生代農民工的到來，但并不歡迎他們的定居，企業有訂單的時候拼命招收農民工，但也不喜歡農民工成為固定工。”黨國英說。
深圳市一家權威機構所做的關于新生代民工的一份調查顯示，在最大的生活問題排序上，排名第一的是“收入低”，“生活枯燥”排在第二位，第三位是“難以在城市立足”。
盡管政府在作出不懈的努力，希望能改善農民工的境遇，但城市的根本邏輯、勞動密集型企業的根本邏輯都不可能真正地理解農民工的立場。富士康為農民工準備了“三金”，準備了清潔的食物和符合規定的加班費，那是為了能夠不違法以及在企業的旺季能夠有足夠多的勞動力。
比如說，戶籍。富士康系列極端事件之后，深圳開始調整現行的戶籍政策，6月23日，廣東省委常委、深圳市委書記王榮主持召開市委常委會議，提出深圳的外來勞務工們將有可能通過積分制度獲得深圳戶口，要讓勞動者體面勞動、快樂生活。
要成為一個“城里人”，房子幾乎已經成為必備條件之一，心懷夢想的農民工們也必須得擁有一個永遠都實現不了的收入。
在這點上，劉效林只是有些沮喪，他不想回去，但也沒有試著在城市里落戶。他從來沒有關注過富士康大水坑觀瀾廠區周邊的房價，在他想象中，這個價格很高，已經遠遠超出了他的能力范圍。
或許比他想的更高。劉效林打工所在的寶安區，已經成為深圳又一高檔住宅片區，其中心區樓盤的起價均在2萬元/平方米以上，就算偏遠些的地方，房價也要達到7000元/平方米以上。
按照這個價格，劉效林打兩輩子工也難以在深圳立足。
在深圳的普工們中間流傳著一條新聞：2009年8月，富士康一名21歲廣西小伙子購買福利彩票中1327萬元大獎。
這讓大家都滿懷天上掉餡餅的“期待”。在富士康龍華園區的北門，每個月發工資的幾天，彩票站點的生意總是好得出奇。
青春·謊言·爆發
感情成為他們這一代工人情緒爆發的一個導火索。“為了女朋友才來到富士康，來了之后又分手了。”
超越自己的境遇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一個不切實際的空想，但他們還有青春。正是這些無法排遣、無人關注的青春引發了一系列問題。
在富士康龍華園區北門，東清湖村，狹小的區域里聚集了數十家黑網吧。這些網吧由農民房改造而成，壓上兩塊錢就可以上兩個小時的網，記者看到，大部分的年輕男性都在玩游戲，相反，女性都是以看電視和娛樂新聞為主，他們的共同點是都穿著工廠里的廠服。
富士康龍華園區的北門，網吧旁邊很多房間被改造了，一些穿著暴露、打扮時髦的年輕女郎不時走來走去，偶爾會有一些男工上前搭話，然后上樓。
在富士康大水坑觀瀾園區附近的一家婦科醫院，記者了解到，每天有大概二三十例流產手術，在周邊，同等規模的婦科醫院，大概有十多家。
這是女性普工遇到最難以啟齒的問題，一個做完手術不久后的女工，電話里和男友談到了分手，情緒突然失控，在歇斯底里發作后，把手機從七樓扔了下來。
她不知道的是，男友之所以要分手，是因為對另外一個差不多年齡的女工“有了感覺”。
感情成為他們這一代工人情緒爆發的一個導火索。陳明遠也一樣。“為了女朋友才來到富士康，來了之后又分手了。”
謊言成為年輕男女分手前的征兆，比如陳明遠的女朋友，同樣用謊言“穩住”了陳明遠。這讓19歲的陳明遠感覺到很大的“挫敗感”，他有點不愿意說，“這是想離開的一個重要原因。”
2010年5月31日，在床上躺了兩天后，陳明遠留下一封信。信里說，兒子活著真的好苦啊，還多次提及到父母和他之間感情的隔閡。
這是所有問題堆積在一起后的總爆發。
斷裂
新生代農民工的一個普遍困境是：既不想回到農村，也沒辦法呆在城里
陳明遠被舅舅帶回家沒兩天，就在想什么時候再出來打工。他覺得自己和沒有出來的朋友不一樣了，“畢竟見過世面了。”從外表看，他要比家鄉的朋友穿得入時，但陳明遠認為自己改變的不僅僅是外表，回家他已經覺得有些不適應了。
“一直做一個很奇怪的夢，夢到有一個男人從樓頂張開手臂飛了下去。”
如果說這寓意著逃離，通過擺脫環境來解決現有的問題的話，他現在又迫不及待想回到原來的環境中去。用毛壽龍的話來說，陳明遠開始有了“身份認同障礙”。
相比陳明遠，劉效林要順利得多。劉效林現實、謹慎、理性，才23歲就已是富士康IDPBG(數字產品事業群)的一個線長。這個事業群生產了蘋果公司的大部分代工產品。
得到線長的職務和他的經歷有一定關系。在之前一次內部招聘上，有一個專門針對英文的考試，劉效林在中專學的英文幫了他大忙。他說，他告訴面試官，之前換過很多份工作，時間最長的是在東莞一個手表廠里做測試。
這個細節很大程度上幫了他的忙。在其后不到一年里，他很快被提拔為“線長”，這比一般人要快很多。“這一年時間我都沒出過任何錯。”他想了想，這應該是很大的一個原因。
但即使是劉效林，也知道在這里并非長久之計。“基本上‘線長’已經到頭了。”他很了解，憑現在的學歷，要再往上爬，幾乎是“難于上青天”。
工廠也試圖提供“很大的空間”給他們，像富士康的IE學院，很多技工都可以找到適合自己的課程來完成進修。但劉效林說：“換一個地方，也不知道通用不通用。”
工廠按照自己的邏輯給工人提供便利，甚至人生規劃，但這很大程度上僅僅對工廠有利，對工人來說，這種規劃，只是“被規劃”了而已。在深圳的那份新生代農民工調查報告中，工作上最大問題排序中，“沒發展機會、工作沒成就感、工作機械能力沒提高”被依次排在前三位。
中國的城鎮化在迅速展開——1978年，中國城鎮化率為17.9%，2009年，這個數字飆升到46.59%。國土資源部一份“全國土地利用變更調查結果”報告顯示，1998年我國耕地面積為19.45億畝，2008年僅為18.257億畝(人均僅1.37畝)，呈現出持續減少的勢頭，平均每年凈減少耕地1300多萬畝。根據測算，目前我國失地農民總數在5000萬人左右，中國打工群體到了劉效林、陳明遠這一代，不僅積累一筆能夠改變生活的財富是個幻想，而且其中很多也回不去了，因為能夠耕種的農田在不斷縮小，也因為務農的收入無法為他們提供必要的生活條件。
“新生代農民工的一個普遍困境是：既不想回到農村，也沒辦法呆在城里。”毛壽龍分析說。這是農民工們必須要面對的最大斷裂。他們打工，游離在城市和農村之外。
在陳明遠回家之后，劉效林開始上白班，“黑夜”開始轉換成“白天”，他沒有覺得生活有什么不一樣，除了每個月多負擔一百多元的房租。
“年紀輕，就是要拿命搏錢啊，但肯定會走，沒有人會在這里呆很久。”劉效林說，你看，這里打工的都是18～25歲。
但任何工廠都是一樣的。打工，對新生代農民工來說，是人生的一種過法。
“黑夜”和“白天”的共同之處在于，他們遲早都會離開這個地方。
至于明天，誰知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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