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戰 自由軟件的今生前世
2011年第二季度，美國境內裝有安卓(Android)操作系統的手機比去年同期增長了851%，成為最大的智能手機平臺。在三大手機操作系統中，安卓系統的最大特點在于“開源(open source)”──它的源代碼是開放的，任何人都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操作、修改，自主地開發應用程序。
“安卓是第一個移動設備上運行的、真正完全開放的全面的平臺。”在2007年安卓推出的時候，Google在官方博客上對它如此描述。
當時，諾基亞手機獨有的塞班操作系統在智能手機的市場占有率高達70%以上，但僅僅四年時間里，免費為手機設備提供服務軟件、開放源代碼的安卓系統，不斷地攻城略地，直至一舉奪下“老大”的位置。2011年4月，塞班系統也宣布“開源”，但似乎為時已晚。
開源軟件再一次向世界展現了它的生命力。
軟件的自由
2010年曼哈頓的一間階梯教室里，黑壓壓擠滿了形色各異、不修邊幅的聽眾。理查德o斯托曼站在前臺，手持著一只卡通的牛羚(GNU)玩偶，鏗鏘有力的聲音從濃密的大胡子下傳出來：“每個人都可以修改和再發布GNU，但是沒有人能夠阻止它的再次發布。這就是說，我們不允許閉源或專有化的修改。”
斯托曼是大名鼎鼎的“自由軟件之父”，也就是自由軟件聯盟的創始人，GNU既代表了他手中的聯盟吉祥物牛羚，也是他發起的“自由軟件工程項目”的名稱。用他的話來說，軟件的自由是每一個人權利的一部分，“就像言論的自由一樣”，自由的軟件可以被使用、被修改，以及被銷售，但是銷售者無權阻止其他的人去共享，或者修改它。
這個邏輯顛覆了商業的基本邏輯，卻贏得大量早期軟件開發者忠心追隨。
在他們看來，計算機軟件的開發不同于一部小說、一首樂曲，早期的代碼大都有許多程序員和開發者通力合作，共同開發。而且，軟件也只有在運行中通過測試發現bug，并不斷地修正與改進，才可能走向完善。
斯托曼曾在MIT人工智能實驗室工作，那里最初也曾信奉這樣的理念，提倡共享協作，力求將每一段代碼當作藝術品去不斷完善。
但好景不長，這樣毫無保留的協作并沒有維持太久。1984年，一個實驗室的同伴成立了一家軟件公司，并將大家合力開發的軟件申請了專利，不允許其他人另行修改和發布。
斯托曼從中看到了商業的壟斷對技術發展的威脅，于是重寫了一個完全自由散布的軟件，還發明了一種許可證GPL，以保證在這種許可證下的軟件，都無需擔心將來會變為某一個人的資產。
這一理念最初只在少數精通技術的人員中得到了響應。但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的到來，使得自由軟件從一種理念轉化成為一種運動。Linux系統就是最為成功的例證。
1991年，22歲的荷蘭學生托瓦茲在網絡上宣布他要做一個小型的操作系統，即刻就收到來自奧地利、冰島、美國、芬蘭和英國的回復，24小時之中就集合起全球范圍內可能的貢獻者。幾個月內，操作系統的簡單版本已上線運行，這一名為Linux的操作系統現在已應用于世界各個角落，包括安卓。
如埃里克o雷蒙德在將開源軟件介紹給全世界的《大教堂與市集》一文中所寫的，“Linux是第一個做出有意識的努力并且成功地將整個世界變為自己的人才儲備的項目。”Linux的成功，不僅實踐了自由軟件的理念，更使得這一協作開發的方式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現象。
分道揚鑣
盡管開源軟件脫胎于自由軟件，但如果沒有后來從自由軟件中的脫離，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安卓。
在自由軟件聯盟的眾多參與者中，動機并不相同。有些人贊同斯托曼從道德角度上消滅“囤積軟件”(斯托曼對非自由軟件的稱呼)，但也有人只是享受與志同道合者共同工作的樂趣，或者只是出于一種顯示自己聰明的“黑客精神”。他們支持這種軟件開發的模式，但是卻并不像斯托曼一樣堅決排斥商業。他們認為，市場營銷就能夠幫助最大化的宣傳自由軟件的思想，并且激勵更多的人加入到開發者的社區中來。
1998 年，雷蒙德和Debian工程的創始人布魯斯o佩倫斯一道，號召用“開放源代碼軟件”(簡稱“開源軟件”)替代“自由軟件”。二者之間的區別，被有些人比作是理想主義和實用主義。他們的行為或許相同，但是標準卻不盡相同。
自由軟件的“自由(free)”一詞，在英文中既有自由的含義，也有“免費”的含義，這從字面上容易讓人聯想起反對知識產權，反對商業化等含義。而“開源”只是對一種開發和協作方式的描述。
開源軟件允許商業使用一部分的代碼并且將其作為自己的成果，這的確在某種程度上刺激了開源軟件商業模式的發展。
苦戰商業軟件
雷蒙德在《大教堂與市集》一文中，將大教堂的建構比作商業軟件，而市集的扁平化結構，被看作是開源軟件的模式。用市集挑戰大教堂，是以草根挑戰權威。這場苦戰貫穿了過去20年的軟件發展史。
以往的商業軟件公司都是通過銷售軟件的核心源代碼而獲利，而開源軟件卻要將這部分代碼公開，如何盈利曾讓硅谷很多創業人士抓破頭皮。
一種是紅帽(Red Hat)的增值盈利模式。雖然Linux是完全開放免費的大型軟件，但是其運用復雜，存在不注重客戶體驗，錯誤頻發的問題，這給紅帽帶來了商機。在2002年，紅帽推出了第一個收費的企業版Linux操作系統RHEL，次年又向企業推出了收費的軟件訂閱服務?，F在，紅帽已經在全世界擁有超過100萬訂閱用戶。
第二種常見方式，就是Firefox與安卓所采用的廣告模式。這款開源瀏覽器的廣泛使用，吸引了Google投放廣告并進行捆綁，成為Firefox所在公司最主要的收入來源。安卓的發展也是如此，如果鎖定了移動手機用戶，廣告收入遠超通過授權軟件所能獲取的利潤。
除此以外，還有雙授權模式，也就是針對普通用戶和企業用戶發放帶有不同授權的軟件，譬如MySQL。IBM、惠普和SUN的服務器硬件供應商， 則采取了硬件捆綁的模式。
這些戰略都離不開一個前提，就是擁有足夠大的用戶群，因此具備向大客戶收取極高服務費的能力。因此，開源軟件的成功，取決于是否有客戶愿意支付足夠的費用購買高級功能和服務，以在商業競爭中占得先機。
至今，開源軟件的商業模式摸索已經趨于完善，取得了相對商業軟件的初步勝利。操作系統Linux、博客軟件Wordpress、辦公軟件Open Office、服務器應用平臺Apache 等，使得開源理念及開源軟件產品深入人心。曾投資了MySQL AB公司的荷蘭投資人米可o普哈卡甚至斷言，“未來的商業將由自由開源軟件驅動”。
中國新動力
由于安全性強、能夠促進軟件業創新發展以及節省IT費用，不少國家都扶植開源軟件的發展。美國總統奧巴馬因偏好開源軟件而被稱為“開源總統”;法國企業使用開源軟件的比例達24%，高居各國之首，法國總統薩科齊領導的一個經濟委員會還提議，要通過免稅的方式來刺激更廣范圍內開源應用的普及。
而在中國，早在上世紀末，開源軟件就得到了原信產部副部長曲維枝、工程院院士倪光南等人的重視與討論。而2008年的微軟黑屏警告事件，則成為開源軟件的一個機遇——更多中國用戶開始改變習慣，加入到使用開源軟件的隊伍中。
一直呼吁和推動開源軟件發展的倪光南院士指出，開源軟件要想在中國得到更好的發展，必須學會尊重開源許可證，尊重原作者的勞動成果和知識產權，不能只重利用，不重回報。畢竟，如果沒有法律對這些規則的切實保護，開源軟件的商業模式就無從談起。
倪光南撰文表示，迄今為止，“中國對開源軟件是應用多、貢獻少，這與中國作為科技資源大國的地位很不相稱”。但他相信，這種情況將會迅速改變——隨著開源軟件在中國的發展，中國將會迅速地成為開源軟件的主要貢獻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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