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網絡知名打假人士方舟子把質疑的目光投向了奇虎360公司的系列軟件。他指責說，360公司的軟件其實是借安全之名在收集用戶隱私信息。奇虎360公司則反擊，稱方舟子在造謠。網絡上也把這場爭辯稱為“方周大戰”。雙方的口水戰再一次引發網民對網絡信息安全的討論和關注。10月25日，工信部新聞發言人、通信發展司司長張峰表示，將對奇虎360公司展開調查。

技術進步讓監管“捉襟見肘”

方舟子與360公司的論戰引來了眾多的參與者，一些業界人士甚至爆料說，他們掌握了360公司侵犯網民隱私的證據。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信息安全學科學術帶頭人石文昌就是爆料人之一。他說，網民們或許還記得去年年底一家程序員網站發生的密碼泄漏事件，但相比那起密碼泄露事件，方舟子指責360公司竊取用戶隱私的性質還不一樣。密碼泄露只能說明互聯網企業沒有保護好或者沒有足夠的能力保護個人的信息;而竊取隱私則是一種惡意的偷竊行為。

那么，為什么互聯網企業在隱私保護方面敢“明知故犯”呢?

中國互聯網協會政策與資源委員會專家成員于國富說，隨著技術的日新月異，政府部門對互聯網公司的監管也越來越難。他說，目前國內很多互聯網站都采用VIE架構(可變利益實體)，也就是說，一些網絡公司實際都是在境外注冊，而我國政府部門所管的只是這些互聯網公司在中國國內的一個牌子而已，管理權限有限，力不從心。

于國富介紹說，在VIE架構下，中國政府對互聯網進行的管理主要是發放各種許可證。而目前，除了殺毒、防火墻等安全軟件以外，相關機構并沒有為其他軟件設計許可證程序，“電子軟件類的產品與傳統的有形產品有很大不同的，軟件開發商可以很容易做出一個送檢的樣本，這個樣本可以跟網民下載使用的完全不一樣。”

盡管工信部表示要調查360公司，但于國富等專家表示并不樂觀。在他們看來，檢測的樣本具有太強的主觀性和隨機性，所以，要求某一個鑒定機構給某一款軟件發放“清白”的許可證，本身就是不靠譜的。

相關法律難為監管提供有力保障

近年來，網絡信息安全事件頻發，從2010年11月3日爆發的“3Q大戰”到2011年12月下旬的程序員網站密碼泄露事件，再到近日爆發的“方舟子和360大戰”，用戶隱私屢屢在網絡上“裸奔”。技術難道成了互聯網“為所欲為”的保護傘?

中國社會科學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書長姜奇平認為，除了技術帶來的監管難題，立法滯后也使監管處于無法可依的狀態，“雖然有相關的法律，但都很粗略，互聯網企業知道即使它侵犯了用戶隱私，法律也拿它沒辦法。”

姜奇平介紹說，隨著大數據時代的到來，技術的發展也提出新的挑戰，互聯網隱私保護就是其中的難題之一。這是中國的難題，在發達國家也一樣。

據悉，早在2010年，德國柏林就舉行過數千人參加的爭取數據隱私的游行。2012年，奧巴馬政府公布了隱私人權法案，號召公司在使用私人信息時將更多的控制權交給用戶。歐盟也提出了一項關于“被遺忘的權力”的法案，消費者有權要求公司清除他們的個人數據。但這些法案真正要落到實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除了立法滯后，缺少可操作性的賠償性懲罰機制也使得互聯網企業屢屢拿用戶隱私安全當兒戲。于國富說，360公司竊取用戶隱私一類的案件一般歸類到知識產權案中，在知識產權案件之中，被侵害人的損失、侵權人的非法所得以及法官的酌定賠償是目前最主要的判定依據。

但是，于國富解釋說，由于聲譽和商業機會上的損失往往無法拿證據來衡量，很多軟件聲稱自己是免費的，此類案件的賠償判賠額度并不高。”

據不完全統計，2010年以來，360敗訴的案件就有六起，六起案件索賠金額加起來近4000萬元，而360最終的賠償額也不過幾十萬元。

大數據時代的個人隱私安全亟需監管

一方面，技術進步與法律滯后使監管乏力，互聯網廠商與法律打擦邊球;一方面，隨著互聯網的普及及技術的發展，基于云計算的應用以及移動終端和社交網站的普及，無論是圍繞企業的銷售，還是公共事業，以及個人的照片、消費習慣、情趣和身份特征，都變成了以各種形式存儲的數據。網民不得不在享受互聯網帶來的便利的同時遭受著個人隱私安全的威脅。

對于政府和企業而言，大數據不只是驚人的數據量。2012年3月底，奧巴馬政府發起一個“大數據研究和發展倡議”，并承諾為此政府將投資超2億美元，推進從大量的、復雜的數據集合中獲取知識和洞見的能力，這標志著大數據已經上升至美國國家戰略。

石文昌介紹說，隨著技術的發展，未來基于云計算的服務越來越多，比如初到一個城市，用戶的手機能夠確定用戶的位置，向用戶推薦附近的咖啡館、餐廳、電影院等，甚至可以直接用手機刷卡消費，這種便利服務是技術推動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是如何保護這些與用戶相關的信息不泄露給第三方，或者不被第三方惡意竊取，是一個極具挑戰性的問題。

今年3月15日，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研究院、中國軟件評測中心發布的《公眾個人信息保護意識調研報告》顯示，超過60%的被訪者遇到過個人信息被盜用的情況。

于國富說，用戶在“云下”已經如此危險，放入“云端”則會面臨更大的威脅。“在中國，什么東西是個人隱私，以及個人隱私被侵犯后怎樣去追責，目前這些問題就是在業界、學界的法學權威專家那里也是存在爭議的，所以出了問題，讓相關執法部門如何執法?”

真正的保護者是用戶自己

大數據時代是新技術發展的必然，不管接受與否，我們現在已經進入了大數據時代。如何保護個人信息安全?于國富直言不諱，技術日新月異，政府監管的步伐不可能快過技術的發展，但如果某款軟件出問題，相關部門應該迅速介入，然后依法對其進行調查、處罰。

此外，于國富認為，面對技術進步以及信息呈幾何級數增長，一方面，立法部門需要使法律更加具體和細化，其反應機制也應該越來越快，為監管部門提供及時有效的監管依據。另一方面，需要借鑒他國立法經驗，以及各國政府之間的合作，共同保護信息安全。

于國富概括此前發生的網絡個人信息安全事件說，這也是目前相關部門監管互聯網個人信息安全的一般過程：用戶舉報，政府迅速介入，調查取證，出臺法律進一步規范。而在這個過程中，他認為，用戶起到最關鍵的作用，“大數據時代，用戶看到的是個人信息的脆弱性，廠商也存在脆弱性，一旦出現問題，可能就出現用戶 用腳投票 的后果，一夜之間，出問題的廠商就會失去用戶市場。這也倒逼著互聯網行業自律。”

石文昌以自己的親身經歷介紹說，保護個人數據安全事關互聯網廠商和用戶雙方，涉及到個人重要數據傳輸，比如登陸個人網銀，如果個人對這個軟件沒有把握，就需要慎用。選擇標準主要是看軟件的口碑以及信用度等，“用戶不是專家，除了慎重選擇，沒有別的辦法。”

姜奇平則認為，除了監管，未來的長久之計在于，互聯網廠商要改變目前的商業模式。在他看來，應對大數據時代的到來，互聯網廠商要進行產銷逆轉，即將目前的由廠商把服務信息推向消費者的模式轉變為消費要為了滿足需求，并經過消費者授權同意之后，主動從廠商獲取服務信息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