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國正式發放3G牌照以來，盡管在開始階段受到了應用不足的困擾，但是隨著智能手機的迅速推廣，3G移動通信也開始在中國得到了飛速的發展。就在消費者以及市場逐步接受并廣泛應用該技術之際，4G通信標準以及產業布局的“戰爭”已于去年底正式打響。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工信部)向三大運營商(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發放了移動4G牌照，制式為TD-L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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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一邊享受著4G帶來的全新上網體驗，一邊卻要承擔著超出承受范圍以外的資費。他們不禁要問自己，我們真的需要4G嗎?現有3G網絡已經滿足絕大部分用戶實際需求的同時，中國工信部力推4G有怎樣的政策初衷?中國移動在4G布局中處處爭先的行為，是否存在利用4G意圖扳回3G上巨大劣勢的意圖?如是，就會引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即4G背后隱藏的巨大企業利益如何能凌駕于中國電信戰略之上?

筆者認為，當初中移動被迫接受TD-SCDMA牌照本身就是政治需要，這猶如“皇帝的新衣”;以中國目前的3G使用狀況，推出4G是完全不必要的，強令三大電信運營商都上TD-LTE技術標準的4G，更是錯誤的，難逃“遮羞布”之嫌。

什么是3G、4G?

3G是第三代移動通信技術的簡稱，其數據業務的傳輸速率一般在Mbps量級。3G有三種技術標準：由歐洲起源的WCDMA(全球三分之二以上的國家采用，包括中國聯通)，美國高通公司推出的CDMA2000(全球少數國家采用，包括中國電信)，以及中國推出的TD-SCDMA(僅有中國移動采用)。

4G是第四代無線移動通信的簡稱。一般又把它稱為LTE技術。其數據傳輸速度有了較大的提高，可以達到幾十Mbps量級。4G有FDD和TDD兩種制式。目前，全球絕大部分4G運營商采用FDD-LTE(即FD-LTE)制式，擁有95%以上的用戶。世界上只有少數運營商采用TDD-LTE(即TD-LTE)制式。截止到去年年底，世界上使用TD-LTE的用戶不到5%。

中國TD-SCDMA錯誤決策的惡果

2006年以來，中國在3G技術標準方面大力推動TD-SCDMA，按照當時的宣傳口徑，主要是為了扶植中國的“自主知識產權”。但是，TD-SCDMA的來源根本不是大唐電信集團(前電信科學技術研究院)的研發，而是來源于德國西門子公司。當時，在爭奪歐洲3G標準中，西門子敗給了愛立信、諾基亞、阿爾卡特等公司主推的WCDMA，其技術全盤“報廢”，于是作為一個“順水人情”送給了中國。而中國在2000年初則把這一技術申請為第三個3G國際標準，同時在國內卻把它宣傳為“自主創新”的典型。實際上，大唐電信在TD-SCDMA上的“自主知識產權”，除了基本上不能使用的“智能天線”以外，幾乎一無所有。此后，華為公司在TD-SCDMA的合作上沒有選擇大唐，而舍近求遠選擇了西門子，就是明證。

鑒于TD-SCDMA既不是國際主流標準，技術上也不成熟，更談不上什么“自主知識產權”。在2000年底，當時的信息產業部吳基傳部長就曾明確表示，盡管中國已經把TD-SCDMA申請為國際3G標準，但這絕不意味著它就是中國的國家標準。換句話說，中國日后即使推廣3G，也未必會用TD-SCDMA，而是會首先考慮國際主流標準。

但是，隨著2006年中國召開的“全國科學技術大會”，“創新型國家”成為了全國的奮斗目標。于是，號稱“自主研發”并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TD-SCDMA，盡管遭到中國電信運營商全體一致的強烈反對，還是得到了中國最高層領導的全力支持。2008年4月1日，上任伊始的工信部部長李毅中，就宣布TD-SCDMA于北京奧運會期間“試商用”。被稱為“一家獨大”的中國移動，則被委以TD-SCDMA的“重任”，在中央最高層的強大壓力下，該公司最終也只得被迫接受。

此后的幾年里，盡管中國移動作出了種種努力，但是因為TD-SCDMA的技術缺陷，且缺乏規模經濟性，設備昂貴、終端應用(手機)種類貧乏，更沒有國際漫游，使中國移動的3G網絡質量奇差，基本上無法使用。去年上半年，中國移動投訴微信造成其網絡阻塞，而聯通卻選擇與微信合作，就是因為中國移動的數據業務不能夠使用其3G網絡，不得不使用屬于2G的GSM網絡上的GPRS。

在這種情況下，盡管中國移動已經在TD-SCDMA上投入了上萬億的資金，但是其唯一可能的出路，就是徹底放棄TD-SCDMA，盡快在4G/LTE的“下一代移動通信”中尋找出路。

強推4G 是企業利益綁架了國家政策

4G對3G的優勢，主要在于其數據傳輸速度高、容量大，而且世界各個采用4G的電信運營商，也無不是利用這一特點來滿足巨大市場需求。例如，美國首先推出4G網絡，其用戶數量也占全球絕大部分。這是因為，美國的絕大部分居民住所分散(獨立房屋)，很少有中國這樣集中的高層公寓和小區，所以不但光纖入戶的難度大、成本高，而且因為電話線很長，上面的ADSL網速也很低。即使在著名的硅谷中心地區，也只有幾百Kbps，低于中國一個數量級。鑒于其固網寬帶不發達，所以大多數用戶寬帶上網依賴3G，占全部數據流量的一半以上。由此，導致美國的3G網絡在全世界最早達到飽和，運營商只得推出4G。即使如此，最近有外媒報道，美國推出4G業務才三年，隨著寬帶業務中視頻內容的迅速增加，其4G網絡也臨近飽和，網速比初期有了明顯的下降。(歐洲和日本、韓國推出4G，也是因為其部分地區的3G網絡日趨飽和。)

但是，中國的情況與美國本質不同。與美國相比，中國是固網寬帶非常發達的國家。不但在電話線上加載的ADSL普遍達到了2M、4M、8Mbps的網速，而且在一二線城市，光纖入戶也開始全面普及，最低網速為10Mbps以上。因此，中國數據業務流量的90%以上，是通過固網寬帶和上面的WiFi無線局域網傳輸的，運營商的移動網絡所占份額很小。

同時，中國的3G商用較晚(2009年)。目前，中國聯通、中國電信的3G網絡，在全國的絕大部分地區，其利用率不足一半。即使在一線城市用戶集中的“熱點”地區，通過3G網絡的升級(如HSPA+)，其網速可以達到42Mbps，與4G已經沒有太大區別。因此，中國用戶對于3G的網速和服務，還有很大發展潛力，用戶在總體上也是滿意的。例如，在各種媒體和互聯網上，都未曾出現過用戶對3G網速“吐槽”的現象。

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的3G網絡仍有必要進一步發展其業務和用戶，且逐步回收此前的投資。因此，他們理所當然地堅決反對立即推廣4G。但是，為了中國國資委下屬、全世界規模最大、賺錢最多的國有企業——中國移動的利益，在中國沒有市場需求的情況下，4G還是被強行推出。不僅中國移動要上4G，而且還強令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也必須立即推廣4G。可以說，這次中國移動的企業利益是完全綁架了中國的國家電信政策。

中國4G采用TD-LTE 是政治需要

如前所述，公認的4G國際主流標準是FD-LTE。采用主流標準的好處很多，不但技術成熟，具有規模經濟性，使設備和手機都更便宜，而且具有良好的國際漫游能力。考慮到中國目前每年的出境人口達到一億以上，同時世界各國人士每年到中國的人數也在迅速增加，這一點尤其重要。

還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中國華為等電信設備制造企業，已經是全球最主要的FD-LTE設備供貨商之一，而TCL等公司在全球已經供應了大量的FD-LTE 4G手機。據業內人士統計，中國在FD-LTE技術上的知識產權，已經達到了20%以上。但是另一方面，無論LTE技術的射頻部分，還是基帶制式，都與3G根本不同，使得LTE與3G技術不存在銜接性。因此，大唐等國內企業在TD-LTE技術上也基本上沒有任何知識產權。近年來，大唐或相關部門在這方面沒有任何宣傳報道，就是明證。

此外，即使是為了照顧中國此前對于無線頻率的分配方案，至多也只應該允許中國移動采用TD-LTE。但是，中國聯通和中國電信的頻率，都已經按照頻分(FD)的方式分配了，卻仍然強令它們采用TD-LTE制式，這就完全沒有道理了。

那么，既然TD-LTE，一不是主流標準，二沒有知識產權，三與頻率分配無關，為什么有關部門還要強行規定，必須采用TD-LTE，尤其是強令技術上完全不合理的聯通和電信也采用TD-LTE?唯一合理的解釋就是，為了掩蓋多年前在TD-SCDMA上的決策錯誤。

我們已經看到，自2008年以來，有關部門明明知道TD-SCDMA的效果“慘不忍睹”，但是為了維護決策者的“一貫正確”形象，官方數字卻始終宣稱TD-SCDMA用戶占3G總用戶數量的“一半以上”。實際上，任何明眼人只要考察一下自己周圍的使用情況，就一清二楚了。

但是，也正是這種諱疾忌醫、“報喜不報憂”的作法，使這些部門就像《木偶奇遇記》中的皮諾曹一樣，越來越陷入了自己先前謊言的陷阱而不能自拔。近年來，他們就完全不顧基本的科學事實，宣揚“TD-LTE是TD-SCDMA的自然延伸”這又一謊言，企圖在廣大不明真相的群眾中維持“TD-SCDMA英明決策”的假象。或者說，強令采用TD-LTE制式的選擇，完全是這些人為了維護自己既得利益的政治需要。

4G政策應尊重市場的選擇

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在國民經濟中，必須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而政府作用更好發揮的基本前提就是必須尊重市場經濟規律，并在此基礎上，盡可能通過市場競爭決策。由此，我們可以引出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到底是技術為市場服務，還是市場為技術服務?毫無疑問，電信業正常的產業價值鏈應該是：消費者在市場上有需求，運營商為市場服務，設備制造商為運營商服務，技術研發則為設備制造商服務。

但是，從中國推行TD-SCDMA的過程已經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些錯誤決定的根本原因，就是違背了最起碼的市場經濟規律，甚至完全是因為政治上的需要。在力推TD-SCDMA的過程中，其產業價值鏈完全倒置為：設備制造商為技術研發服務，運營商為設備制造商服務，消費者和市場為運營商服務。雖然前兩個環節可以通過行政命令和政治壓力在國有企業實現，但是最后一個環節中的消費者和市場，行政命令是無效的。因此，無論中國移動從2008年到現在如何努力，其經營效果都必然“慘不忍睹”，上萬億的國有資產，不可避免地“打了水漂”。僅從這點看，中移動被迫接受TD-SCDMA牌照是百分之百的政治需要，這猶如“皇帝的新衣”。中國政府大力扶持自主3G標準的決定是錯誤，應追究相關責任人的政治責任。

至于去年底強行推出的TD-LTE，不僅缺乏明顯的市場需求，而且其網絡優化也尚需時日。尤其在3G網速基本滿足市場需求的條件下，即使是4G網速的優勢本身，也已經成為推廣其應用的一把“雙刃劍”。一方面，4G的網速優勢并不突出，未必帶來良好的用戶體驗;另一方面，對于網速具有較高要求的視頻內容，用戶卻難以適應其流量消耗速度，并進一步反映為消費者對4G資費的不滿。 “4G挺美，但真用不起”，這些媒體和網絡上對于4G資費的種種調侃，就是這種情緒的集中反映。更重要的是，聯通和電信在重重高壓下被迫上馬TD-LTE，不過是為了滿足有關部門的要求，以此換取FD-LTE牌照的盡早發放。所以，他們對于TD-LTE的推廣，實質上是做給政府部門的姿態而已。在這種情況下，可以預料，中國的4G之旅將絕非坦途。

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的電信運營商，無論是3G還是4G，都是國有資產，任何投資或者收益都屬于全體人民。這些網絡所耗費的動輒上萬億投資，與實現全民公費醫療所需要的1600億元相比較，其資金應該投向何處，其道理已經不言自明。數年前強行推動TD-SCDMA，已經造成了人民財產的巨額損失;而這次強令推廣TD-LTE，更是很可能造成更加巨大的損失。如是，擺在中國決策者面前的一個嚴肅問題就是，中國的4G政策該如何向所有資金的提供者——普通的民眾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