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巴巴史上最震撼的人事地震：帝國奠基者開始解體
本文頭圖所用圖片來自美國畫家 Charles Courtney Curran （1861-1942）
在上一篇 阿里巴巴史上最震撼的人事地震調查，我們講述了黑名單事件的第一波高潮——衛哲、李旭暉的去職，這一次我們要講述的是黑名單事件的第二波高潮——阿里巴巴 B2B 公司從 vp 到基層主管的被整肅。
他們大多在阿里待了 10 年以上，親身體會了阿里從 1 到 100 的全過程，也一般被阿里集團內部認為是阿里價值觀的代表。
任何一個有前途的公司，都有一批多少與之類似的中高層。很多時候，他們因為身上常有的“忠誠”而在公司創始人眼里體現了“執行力”。
當一個公司的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發生沖突時，這批人的情緒往往會受到過度傷害。
在黑名單事件中，阿里的這批人的情緒反應要濃烈的多。那將是一次貧賤之交的分手。
以此為界限，阿里巴巴 B2B 公司的演變進入了另一個方向。
一、余震之開除
在衛哲辭職現場的阿里巴巴 B2B 公司的干部們很快意識到，與其想著衛哲離職的真正原因，不如想想自己該怎么辦：
CEO、COO 都引咎辭職，那我們逃不掉了，肯定要接受處分。要“砍掉”衛哲，一定要有人給他“陪葬”，不然怎么對得起這個價值觀事件的肅清呢？
不過，他們忐忑已久的心到底是落地了，畢竟 CEO、COO 已經承擔了自己的責任。從 VP（副總裁）到區域經理都知道自己在黑名單事件中要承擔一些責任，但沒人覺得自己會承擔很大的責任。
那時擔任廣東大區大政委的張衛華認為自己的想法有代表性：“我們自問在這件事情上沒有太大的過錯。我們前線知道這件事情（黑名單客戶）后已經解決了 70% 的問題。我們很多人都不認為自己有很大的失職，所以不知道怎么做。”
但馬云和獨立調查組并不這么想。他們認為，那近 100 名涉事員工意味著有近 5000 人的直銷團隊、所有員工數超過 13000 人的阿里巴巴 B2B 公司的價值觀出了大問題。
解決方案正如此前公告中所言，“這種組織性的問題需要本公司繼續強化價值觀才得以解決。”
為了“強化價值觀”，獨立調查組認為，應按照連坐制對阿里巴巴 B2B 公司管理層予以處罰。以英文站后臺的黑名單客戶數據為源頭，各大區按圖索驥，找到簽黑銷售員對應的管理層。“省長”和大政委們再按照黑名單客戶數的多少，將對應管理層的處理名單和處罰建議上報給主管中供的副總裁干嘉偉。
雖然干嘉偉說“處罰名單方案是我一手弄的”，他還將處理方案向已離職的李旭暉做了匯報以示尊重。但無論干嘉偉還是李旭暉，對某人應降級還是辭退只能起到潤滑作用，決定權屬于獨立調查組。
從干嘉偉開始的管理層，更多是去自上而下的執行對某人的懲處方案。也就是說，雖然決定權不在自己，但他們能充分體會手刃兄弟的痛苦。
大概從 2011 年 3 月初開始的針對管理層的懲處動作，算是阿里巴巴 B2B 公司的內部事件，并未進入公共視野。
“當時是 Savio 和蔣芳過來做訪談。我說要不把我（的處理）先談了吧，我在名單的第幾個？我當時不知道我可能被辭退還是被降級。公司說你肯定也在處理之列，但你是大政委，你要把所有人安排好，談心的談心，降級的降級，勸退的勸退。談完之后你是最后一個（處理）。”
張衛華對重讀 DeepRead（微信 ID：zhongduchongdu）說，“你知道這是多大的一份悲壯？我兢兢業業的安排了幾十個人的訪談。這是多大的悲壯？當我知道了消息，他們還不知道的時候，他們來問我，老張你肯定知道，你告訴我，到底我走還是留？我怎么說？”
悲壯之外，還有一絲超現實的荒謬感。業績最好、黑名單客戶數量最多的廣東大區需要開除一名區域經理，獨立調查組選定了深圳二區的區域經理。
這是一位阿里巴巴的老員工，業績十分出色。當曾為深圳一區區域經理、現為大政委的張衛華告訴他時，得到的反饋讓張衛華很尷尬。
“一開始他不接受，肯定想挽回。他就說為什么是他？我說這是公司的決定。他問公司怎么決定的，你告訴我？我說你區域內黑名單客戶有多少多少個。他就問：‘老張你的業績最好，黑名單客戶肯定比我還多，公司為什么不開除你要開除我？’”張衛華無話可說。
深圳二區經理所言屬實。之所以沒開除張衛華，或許是因為他早已升職，在那個時間點業績最好的是深圳二區，或許是因為張衛華“人脈很廣，人際關系很好，多種善因”，或許是因為深圳二區的經理比較倒霉。
張衛華回憶道：“把‘深二’的經理開了，‘深一’的經理保留。我自己都不好意思。因為我當時的身份是大政委，還讓我去面談，也絕了。我真不知道該怎么跟他談。我難道跟他說，因為不能開我，所以開了你？
我在面對他的時候很無力，沒辦法聊。大家就熬著，我們想先用時間熬到他簽字為止。我說大炮（方永新）你來，我跟方永新一起去談的。公司怕我們談不了，還派了一個淘寶調過來的 HRBP（人力資源經理）陪我們一起談。”
無論如何，這場夾雜著痛哭、談判和大量沉默的辭退談話很難進行下去。煎熬、尷尬的 5 個小時過去后，深圳二區的經理仍然不愿意簽字。張衛華一行人鎩羽而歸。
“談不下來，怎么談得下來？沒道理的，因為你自己內心過不了這一關。”不只這一個，張衛華含淚去談的很多人都是如此煎熬。“我對他們很了解。我覺得很多人的價值觀沒有太大問題，在堅持客戶第一、誠信這些方面做得非常不錯。”
兼任阿里巴巴 B2B 公司 CEO 的陸兆禧出面，與深圳二區的經理談話，說服了后者。這還沒完。那時阿里巴巴 B2B 公司里，關于一定要開除一位大區總經理的小道消息越來越多。
按照公司此前的肅殺勁兒，揚子江內心深處對自己可能會被開除無疑有心理準備。畢竟廣東大區出產了數量最多的黑名單客戶，而揚子江在“狂風行動”中擔任了最長時間的廣東大區總經理。
但揚子江還是找到張衛華求證：“老張你跟我說，（要被開除的“省長”）是不是我？”
張衛華當時已經知道結果了，但是他跟所有知道結果的人一樣不忍告訴揚子江。“沒法告訴他，怎么告訴他？”張衛華只好說：“可能不是吧。”
揚子江回道：“肯定是我。”
確實是他。獨立調查組認為前廣東大區總經理揚子江應被開除。干嘉偉對此表示無能為力，“我那時候能保一個是一個啊。但種種跡象表明，揚子江是保不住了。”
二、余震之降級
在黑名單事件中遭到開除的人很少，降職、降級的波及面更為廣泛。現任的大部分“省長”，比如劉自成、雷雁群、孫利軍等均被降職或降級；超過 10 位大政委、副總經理、區域經理等遭受了降職或降級。
一般而言，被降級的人還是主持原有的工作，薪水也會下降，但不會降一級那么多。
這些中層干部的處理方案議定后，干嘉偉也把脖子伸過去道：“鑒于我在（狂風行動）里面的責任，我要求給我降級。”
大概在同一時間，“狂風行動”期間帶過前線團隊的呂廣渝也要求獨立調查組給自己降級。呂廣渝跟干嘉偉說：“你都這樣了……”
中供事業部的大政委鄭璐據說該升為 M6 了，但因黑名單事件遭到了降級，所以還是 M5。
最尷尬的降級案例來自鄧康明。黑名單事發后，已從阿里巴巴 B2B 公司升至阿里巴巴集團 CPO（首席人力資源官）的鄧康明也遭到了降級。其原因與衛哲辭職一樣，眾說紛紜。
衛哲認為鄧康明被降級是因為有人說，政委知道員工內外勾結的情況知情不報，“沒政委知道，老鄧真沒責任，有政委知道那是很大的問題。什么叫政委？就是管這個，（管）價值觀的。CPO 為什么要下臺？老鄧（鄧康明）為什么要（被）降職？老鄧是集團 CPO，已經上位了，（還）拉回來干掉。”
筆者采訪過的大部分中供系人士認為這不屬實：無論是政委還是區域經理，都不可能對此知情不報。前廣東大區大政委王永森說：“如果有政委知道（銷售內外勾結），我覺得一定會跳下去（處理），絕對不可能說知道了不處理。”
大多數人認為，獨立調查組不擁有處理鄧康明的權限，鄧康明被降級的決定應來自馬云。阿里巴巴集團官方對此并未解釋，只是宣布鄧康明“降級另用”。
自然，創始人“逼宮”的推測也有鄧康明版本。一些人相信，2004 年鄧康明入職阿里巴巴時“和（之后的）衛哲有點類似，都是動了別人的蛋糕，很多年前的蛋糕。”
風聲鶴唳下，在“狂風行動”這兩年間的阿里巴巴 B2B 公司擔任了較長時間的執行董事鄧康明受到了“被動蛋糕者”的微妙報復，使不至于被降級的處理措施變成了降級。
鄧康明則認為自己遭到處分，是受到了連坐制和阿里巴巴合伙人機制的影響。但他也感到冤枉。
“我其實跟這個事兒（黑名單事件）已經沒太大關系了。但出這個事兒的時間段是我擔任上市公司執行董事的時候，所以連帶一票殺死，我被勸退合伙人。這件事是嚴肅的。
合伙人體制是我自己制定的，我制定的規則我就得遵守。很嚴格的，其實這件事跟我一點關系都沒有，公司殺我這一刀的時候我也覺得很冤枉。但是沒辦法，犯了事情（黑名單事件），這在阿里是不被容忍的。”
最戲劇性的降級案例來自王永森。衛哲引咎辭職時，王永森已經在口碑網工作了。聽聞消息的王永森感到震驚，“不知道發生了什么”。他沒想到，自己也會因為在“狂風行動”期間擔任了一年的廣東大區大政委而遭受連坐和追責。
他接到被降級通知的前一天晚上，衛哲、鄧康明、戴珊等領導剛跟王永森做完將他從 M3 升為 M4 的晉升面談。“前一天通知我晉升，第二天通知我晉升取消。”王永森說道。
但王永森承認自己當年沒做好業績與價值觀的平衡。被降級、降職的絕大多數人，都認為自己確實要承擔管理失職的責任。
“一線的銷售人員有一些可能是知道的（知黑簽黑，或者有銷售內外勾結），但是知道的比例只占 10%，90% 的銷售人員是不知道的。”張衛華說，失職之處在于那 10% 的員工未向他們部門的領導反映，“他們可能知道那是一個騙子，但他們沒有講。”
三、多打了一個大板
近 100 名員工或主動或被動的被拉下水并知情不報，大約 400 名基層銷售員知道同事有此異樣也知情不報。
對此，3 位 VP，數十位資深總監、總監、經理等管理層被“判”為管理失職，堅守價值觀不利，導致“本公司的銷售組織部分受到負面影響，更可能對本公司的價值觀造成較大沖擊”（公告語）。
于是，這些管理層在 CEO、COO 已引咎辭職的前提下，被處以或開除、或降級、或降職等措施。
這種嚴厲程度，至少在中國互聯網公司史上可謂僅見。但這是否恰當呢？
此前在阿里巴巴 B2B 公司擔任 COO、黑名單事件爆發后第一個辭職的李旭暉認為，既然黑名單事件是系統性問題，那么“罪”在能控制全局的阿里巴巴 B2B 公司高層，而不在中供這支團隊。
那時中供系流傳著一句話：Elvis（李旭暉）是用他的辭職來保住 B2B 的高管，他承擔所有的責任。
“中供的這些經理是沒有問題的。當然，他們下面的人出了問題，他們要負管理者的責任。我相信他們本質是好的。中供這個團隊至少在我眼里，還是一個很好的團隊，它在我這里一點沒有打折。中供的魂還在，我相信這點。”
李旭暉向重讀 DeepRead（微信 ID：zhongduchongdu）回憶了自己在離職前的高層會議上向眾人作此言論時的心理，“該懲罰的就懲罰。我跟衛哲都已經付出了代價，我們也都辭掉了（工作）。理論上，你就應該給剩下的中供團隊一個比較公平的評價。犯錯的畢竟是少數人，而不是整個團隊。”
時值風口浪尖，在場的阿里巴巴眾高管該作何回應？該做何表情？
大部分受罰的中供人覺得，黑名單客戶會危害海外買家對平臺的信任，也會影響團隊的氛圍和價值觀，但談不上會危害公司的立足之本。他們認為這最多是一個系統性的管理技術問題，絕不是因為管理層沒堅守價值觀而導致的價值觀問題。
對于獨立調查組、部分高管講述的“價值觀”、“我們現在缺了一環很重要的誠信”云云，受罰者只感到懵懂：我們不缺價值觀，我們缺處理方法。他們覺得，即使不這樣高舉高打的嚴厲處理中供，黑名單客戶也會被有效的遏制住。
說他們有管理失職之處，他們承認。但他們不能接受對整個中供的管理體系的判斷。他們仍然覺得自己是簡單、純粹的團隊，仍然信仰客戶第一的價值觀。
無論是對同事的開除，還是對自己的降級或降職，他們都覺得有些小題大做。相當數量的中供系“非常不認同黑名單事件的處理手法和借此機會對整個中供體系當時的中流砥柱的一群人的處理和降級”。
簡而言之，他們覺得這是一個應被打六大板的罪行，卻被打了十大板。
多打的一個大板，部分人認為應該算在連坐上。他們主要是替衛哲連坐。這個看法，是對部分阿里巴巴創始人逼宮馬云、逼走衛哲的推測的延伸。也就是說，阿里巴巴 B2B 公司對 VP、總監及經理等人的處分，是殃及池魚。
在降級、降職的談心中，據說還有部分阿里巴巴集團的元老及十八羅漢成員質問中供系：“你們都知道衛哲只要業績，為什么不跟他拍桌子？為什么不寫雞毛信？為什么不跟馬總說？那個人賺了那么多錢。”
甚至有人感覺，如果自己痛哭流涕、痛罵衛哲，說不定受到的處分會輕點。
“黑名單事件是在我們處理之后才爆發的，完全是扯淡，純粹的秋后算賬、株連九族。其實是（我們）承擔了衛哲和十八羅漢部分成員之間的矛盾的后遺癥。僅此而已。”張衛華也承認，但“這個事情很難被真正印證。寫了也不會被官方承認，還可能會受到質疑和挑戰，因為官方掌控話語權。”
不僅如此，還有匿名信息源認為，十八羅漢或元老級員工中有人多年一直看著中供系這幫人很不順眼，這次正好借著位居獨立調查組的便利落井下石。該信息源還說，
“阿里總的來講，派系概念沒那么強，但確實還有。這里有很多潛規則。對熟悉的人就多一分信任，對不熟悉的人，在可好可壞的時候有可能往壞的地方想，對中供體系的人不信任、不認可。
其實，Savio（關明生）在這件事情里，也是一支槍。黑名單事件的處理不是單純的因為（沒遵守）價值觀，而是為了（解決）人事沖突。這是完成歷史使命后的一次交接儀式。”
值得一提的是，阿里巴巴 B2B 公司的英文站的后臺部門，也就是中供系里俗稱的網站，據說并未受到懲處。
張衛華認為這不太公平：“不掌握數據的（銷售）團隊遭到了嚴懲，而掌握數據的團隊毫發無損。”后臺部門的大政委跟銷售團隊開會時，先鞠躬致歉的行為更加重了張衛華的困惑：“我們覺得這件事情沒那么簡單。”
李旭暉說他也不知道最后確定的處罰名單。處罰措施到底如何得出？呂廣渝告訴重讀 DeepRead（微信 ID：zhongduchongdu），處罰名單的確立本身即可提供一本書的素材。
不過，如同衛哲離職的真相到底如何一樣，筆者認為此事求證至此，已足夠體現出企業日常運營的局勢里，理想主義與現實主義的平衡有多微妙和復雜。即便在阿里巴巴這種在職和離職員工都公認的簡單環境里，仍有不少微情緒的發力空間。
四、多打了 1.5 個大板
多打的 1.5 個大板，被處分的干部認為應算在這場人事地震的直接導火索——獨立調查組的那份報告上。
他們覺得，“本末倒置，短期逐利”、“新續分開、狂風行動、32% 傭金制度徹底改變了中供銷售體系”、“被業績綁架，價值觀中偏重激情、要性、兄弟情”、“32% 銷售傭金制度導致新簽 Top Sales 變野狗，銷售主管以銷售業績為價值觀評估的依據”、“人事政委體系沒有發揮獨立監督作用”等論斷不是沒道理，但是有些危言聳聽。
他們認為事態的性質是小范圍內的管理失職，但那份報告卻將事態描述為整個阿里巴巴 B2B 公司或者中供的管理體系都已失效。
比如，那時在中西部大區擔任區域經理、并未受到處分的葉程坤認為，銷售周期變短并不能完全歸結于銷售策略變成所謂“忽悠效果、過度承諾”等。
他認為還有很多其它原因導致了銷售周期的縮短，比如品牌影響力，“之前，我們出去是沒有人知道的，后來阿里的影響力大起來。”葉程坤說。
比如，獨立調查組認為政委體系的存在感太弱這一點，身為連坐面最廣的廣東大區大政委張衛華并不贊同。他承認確實有很多業務線轉崗而來的政委沒有受到專業培訓便直接上崗，但公司極其重視政委工作，而且政委也發揮了作用。
張衛華認為，自己在 2010 年中從廣東大區副總經理的位置上被轉崗為廣東大區的大政委這一點，便體現了阿里巴巴 B2B 公司對于政委工作的重視：
“我作為副總經理的那些區域，一年大概能做 10 億的業績，而且基本上都突破了歷史紀錄。也就是說，（我作為）一個非常重要的業績能手，去做 HR 工作，（這）代表了公司在這件事情上是極其重視的……我做大政委后，（廣東）13 個區域有 6 個沒有小政委。我在一個月內填充了 6 個區域的小政委，充分說明了公司給予的支持和配合。”
對于獨立調查組的結論，張衛華認為多少有點武斷和結論先行。“他們在廣東的調研都是我安排的，他們給了我一個涉案名單。我安排時間，安排幾十人進去出來、進去出來。我覺得很多觀點是在調研之前就形成了，在印證的時候又都是跟涉黑的人員溝通，當然就找到很多事實證據。整個廣東大區有 1300 人，他們有沒有跟 1200 人溝通呢？并沒有。”
干嘉偉也認為，中供體系沒有調查報告所說的那么夸張，調查報告所言可謂“墻倒眾人推，破鼓萬人捶”。
李旭暉則告訴重讀 DeepRead（微信 ID：zhongduchongdu），“‘省長’們包括楊子江在內都是一路基層上來，對阿里有不可磨滅的貢獻，我非常尊重這幫人，并且堅信他們的價值觀，也很開心能與他們一同打拼，至今沒有改變過！”
完全“認罪”的衛哲在最后一次阿里巴巴 B2B 公司董事會上看過這份報告的每一頁。對于其用詞是不是過于夸張，衛哲的回答是：“挺多（結論），我相信，他們在找很多問題的根源。他們把這個總結出來，其實不是針對我的罪狀。”
五、又多打了 1.5 個大板
剩下 1.5 個大板，可謂敲山震虎。黑名單事件的惡劣程度比起那時未被社會關注但中供系人十分清楚的淘寶小二的腐敗，要輕微不少。
干嘉偉說：“淘寶的腐敗，從小二到中高層都有。（中供）確實有一些銷售跟騙子勾結，但查來查去，沒有任何一個經理級別的人參與了腐敗。就是說你（經理）下面出問題了。管理確實出問題了，但自己是沒問題的。這跟管理人員自己貪腐還是不一樣的。”
王永森覺得，PPT 里的危言聳聽敲給阿里巴巴集團的警鐘，“不只敲給 B2B”。
但先被處理的是作為突發事件（馬云語）出現的中供。無論有沒有受到處分，筆者采訪的大部分中供系都認為，黑名單事件的處理方案之所以如此劇烈，包含了對當時的淘寶內部腐敗警告的意味。
衛哲也有此意。他在辭職時的公開信里，并沒把自己辭職的震動范圍局限于阿里巴巴 B2B 公司：
“我的辭職對公司內外一定震動很大，但我相信這樣的震動甚至陣痛是必要的、健康的。沒有這樣的震動，不足以重新喚醒我們的使命感和價值觀，沒有這樣的陣痛，不足以表明我們為客戶第一愿意付出的代價……正是基于對客戶第一的使命感，和阿里人為了組織的健康的責任感，我才提出辭職申請。”
幾年間數次接受筆者采訪時，衛哲都明確表達了在黑名單事件中采取嚴厲措施的廣泛意義：“你去看，我是 2011 年離職的，下半年發生了什么事？2012 年發生了什么事？淘寶的大清查。我不冤，（體現）在哪兒？就是 B2B 的事情，我個人一點點小小的犧牲，觸發了整個集團的自律。會出這樣的事？總裁都會離職、辭職？
內部的不服成了壓力，才會揪出后面的聚劃算、淘寶小二的腐敗。沒有 B2B（黑名單事件）就沒有淘寶后面的大清洗。這是巨大地收獲。這些事情在上市前處理掉。整個集團廉政部建立起來了，原來沒有廉政部。如果我只是離開，后面淘寶的問題沒解決，我才叫冤。”
馬云也表達過類似敲山震虎的含義。2011 年 2 月 25 日淘寶年會上，馬云說：“我腦子里在想 B2B 的事兒，我在問淘寶什么時候會出這樣的事情，支付寶什么時候會出這樣的事情……如果我們今天不從內部堅持這個東西，錯誤會來得非常快，而且非常猛，到時候會扛不住。”
幾個月后，馬云又表示，“假如 B2B 這個事情不處理，再碰到類似的事情，有幾個人會拍桌子，會把桌子掀翻？繼續來過，有人會嗎？不會。但是今天這個事情搞大了，這就是訓練。”
六、余震之情緒
因為這多打的四大板，導致干嘉偉、張衛華、王永森、呂廣渝、劉自成等人損失了年終獎，損失了由于降級、降職減少的工資。
在筆者的采訪過程中，很少有人提到損失的幾十萬元。不是因為他們不在乎，也不是因為嚴懲有某種程度的形式主義，“大家也很清楚降級后在未來一段時間就恢復了”（張衛華語），而是因為其它損失更大。
他們在阿里巴巴集團曾引以為傲的價值觀典范團隊的身份被否定了。阿里巴巴集團官方對內對外，都以獨立調查組的報告為事實基準進行了宣告和懲處，其開除、降級、降級的力度和涉及范圍之廣是在宣告：這支以價值觀純正著稱的地推鐵軍犯了嚴重的價值觀錯誤。
一位前阿里巴巴 B2B 公司離職高管對筆者總結道， “至少我離開之前，感覺中供當年被認可的東西已經都被否定掉。（有一種）被污名化的感覺。”
筆者在前述“馬云內疚”等小節里詳述過業績增速下滑、奶牛資格不復存在、團隊士氣沮喪、員工不夠互聯網等前提，而阿里巴巴集團的這個被認為基于不完整的事實得出的否定判斷頗為誅心。
它否定了中供或阿里巴巴 B2B 公司在阿里巴巴集團眾多業務線、子公司里為數不多的存在感。批評人時否定對方存在的根本意義，是殺傷力最強的一種批評方式。
再考慮到他們認為自己被不公正多打了四大板，他們自然產生了一種受欺負的感覺。他們不禁懷疑公司的處理措施、黑名單事件定性的起心動念到底如何。
與寒心交織在一起的情緒是無可奈何的委屈。王永森感到“委屈，不好講，也能理解”。張衛華自稱最大的委屈就是“公司否定了中供的精氣神和價值觀，感覺（中供）就是個爛攤子了，覺得中供的很多管理者沒有堅守價值觀才導致這樣的事情（黑名單事件）”。
仍在支付寶進修的王剛也聽說了黑名單事件。“他們說被降級了。我問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們說有人作弊。”王剛表示自己“疼在心上”。
一位中供系元老對開除、降級、離職、輿論氛圍等感到很受傷。畢竟此前他們以線下銷售這個近似于搬磚的商業模式作為集團的“奶牛”哺育眾多子業務多年，“突然有一天，有些人老了，搬磚搬不動了，或者說砸斷了一條腿，或者說出了點工傷，然后就被嫌棄了。你就給他幾貫錢，讓他滾蛋。”
更何況，敲山震虎這個動作本身就是在提醒其存在價值相對有限這個事實。干嘉偉說，有更牛的業務在前，動一下怕傷筋動骨，那就動一下中供，至少能給他們（淘寶）看一下，“那時候中供的使用價值也就這樣了”。
即便因預警動作較早、黑名單客戶占比較低（浙江的黑名單客戶總量排第四）、被干嘉偉力保等原因而免受處罰的俞朝翎，也因“整個公司的輿論導向不對”而感覺很不舒服。
俞朝翎說：“當整個 B2B 的業績只有淘寶的幾十分之一的時候，對公司來說誰更重要？能理解嗎？當一個人才賺 20-30 塊錢的時候，和一個人在賺一千塊錢的時候，怎么比？所以你在憤慨、委屈的同時也能理解。能理解，又很委屈，就是這種感覺。老大辛辛苦苦在外面，受打擊的都是老大。一旦有問題，老大、老二、老三同時犯錯的時候，肯定先教訓的是老大。”
七、無語凝噎
完全“認罪”的衛哲也理解前下屬們的情緒：“中國人不是患寡，患不均嘛。為什么他們（淘寶）沒有處理呢？他們（淘寶）隔了一年才被處理，而且范圍、力度比中供小很多。且中供是嚴格執行連坐制的。”
筆者問：“為什么淘寶沒有像你們一樣處理？”
衛哲答：“你得問（別人），我不知道。”
筆者說：“就你們這么轟動。”
衛哲說：“因為我們真的是價值觀正，最根正苗紅的。只有我們會采取這么激烈的舉動。有些團隊的價值觀確實不如中供，所以他們的行動也不會那么激烈。”
阿里巴巴官方敲山震虎的動作、言語在集團內部層層傳遞后，形成了一個中供系人士極其不喜歡的氛圍。一種偶像破碎時的快感夾雜著此前的嫉妒、現在的不屑等心理，出現在不少非中供系阿里人的身上。
他們抱持著看中供“老大哥”好戲的心態，茶余飯后聊著“當年這么受寵，馬云那么重視，現在……”“‘省長’任黑名單發展，中供都不管……”“你們認為自己價值觀很好、很忠誠，還不是出現這樣的事情”等話題。
如果說其它部門新員工較多，不了解阿里巴巴的歷史，此種心態或有出處的話，讓人尤感心痛和心寒的是，前幾年轉去淘寶、支付寶等處的前中供系人馬也如此看待現在的他們。
我很難還原當時阿里巴巴內部的閑言閑語具體為何，出自何種語境，是何語氣。我也很難判斷其中持看好戲心態的人有多少。因為面對受傷的人，旁觀者本就難以把握評述時的恰當距離。
但情感沖擊已然達成，多年來一直沉浸在“We are family”情緒中的李旭暉、干嘉偉等人備感心酸。
“我們在中供這個團隊的時候，教育的是大家在一個集團里，我們是老大哥，要照顧這些小弟小妹。今天老大哥出了問題，感覺小弟小妹好像在旁邊有一點幸災樂禍，有一點嘲笑。”前述阿里巴巴 B2B 公司離職高管說道。
種種負面情緒的包裹之下，很多被處罰的中供系干部出現了明顯的情緒波動。在李旭暉辭職當天，張衛華等人去辦公室探望，在門口聽人說李旭暉在里面“嚎啕大哭”。
多年后，李旭暉對大家認為他“倒霉”的觀點不置可否：“你想去承擔還不見得有機會去承擔。我是更有機會去承擔這個事情。他們覺得我倒霉，我本可以躲掉，我可以躲掉的。我是覺得我剛好有這個機會去承擔（責任）。看你從什么角度去想。”
2011 年 3 月，人心惶惶之際，阿里巴巴 B2B 公司召開全國經理會議以穩定軍心。干嘉偉看著臺下六七十位區域經理，一時間無語凝噎：
“我是覺得大家受委屈了。因為他們對我而言，就是我的后備軍。我是老大哥，很多人都是聽著我們的分享（成長）……哎，也沒什么，就是說不出話來，比較動情吧。”
王永森告訴筆者，干嘉偉的情緒很正常。“每個人都流過淚，不在這個場合就在私下的場合……站在當事人的角度，站在自己的角度去講這些東西，很難跳出來……”
黑名單事發后，鄭璐、張衛華等七個大政委聚會，席間談及此事，群情激動，覺得不如集體離職拉倒。喝醉的鄭璐嘟囔道：“千萬不要走。你們一定要留下來，告訴公司、告訴集團，告訴馬總，中供不是這樣的，中供的政委不是這樣的，你們一定要堅持下來。”
大政委們并沒有集體離職。張衛華不想以這種有損江湖名聲的方式離職。這時候離職，他一則沒想清楚未來做什么，二則顯得意氣用事。最后，張衛華回到了俞朝翎的浙江大區，擔任臺州的區域經理。
八、法理情
身為記者和創業者，我不能體會馬云和阿里巴巴集團所處的位置，以及他們采取處理措施時的心理。但以我的了解，馬云和阿里巴巴集團處理黑名單事件時確有難處。
比如讓中供人很受傷的輿論氛圍，無論是官方還是民間，馬云和阿里巴巴集團都很難控制。5000 人的地推鐵軍，有近 100 名銷售員涉黑，還有大約 400 人知情不報。
看比例，看絕對數字，跟同行比，這些數據其實并不算高。但對阿里巴巴 B2B 公司，對中供而言，這是此前從未有過的震撼數據。將之稱為管理層沒有堅守價值觀，筆者認為并不過分。
要知道，2007 年英國買家協會事件的涉事規模遠小于黑名單事件，但也讓那時主管前線銷售的副總裁呂廣渝受到了連坐的降級處分。
那么退一步，官方判定與民間輿論之間是否可以存在一些出入？也很難。如果由集團來引導內部輿論，在那時發布中供仍是價值觀典范的言語，未免尷尬。畢竟，“典范”正因黑名單客戶而遭受處理。
再比如，黑名單事件的處理方案很難把握。因為對此事的定性不同，馬云、阿里巴巴集團介入后的處理措施一定會比事發前衛哲主導的處理措施強硬。這時，獨立調查組、衛哲、馬云需要向其他人傳達清晰、明確的信號。
如果如李旭暉所想，他和衛哲引咎辭職已經足夠，那黑名單客戶最多的廣東大區總經理揚子江該論罪何處？黑名單事發前，衛哲已經將其降職，再嚴厲一些似乎就是開除啊。
或許有更精細的處理措施，或許沒有。這便是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要做平衡時的難處所在：要做到符合阿里巴巴的價值觀和長遠利益，又要顧及這么多層次的員工的情緒。阿里巴巴如此龐大，力度小了，穿透效果不足；力度大了，員工要受委屈。
難以平衡時，便有了許多其它因素介入的空間。
馬云知道，他的決定并不討喜。他知道阿里巴巴 B2B 公司正在民怨沸騰。
應該是 2011 年 3 月的一天下午，馬云給一直覺得“要不要這么（嚴厲）處理”黑名單事件的俞朝翎打電話：“你覺得怎么處理才更好？”
仍被黑名單事件的浩大處理懵住的俞朝翎說：“我也不知道。”
俞朝翎覺得廣東大區確實出產了最多的黑名單客戶，所以要以黑名單客戶的數量來開除一位“省長”的話，那必然是揚子江。但俞朝翎認為，開除揚子江這種處理措施過于剛性，沒必要。
“法、理、情，很難處理”，俞朝翎說自己想過是否有更好的處理方案，但是沒想出來，“你沒有比公司更好的處理方案，換成你，你怎么處理？其實每個人都會問自己這個問題：如果我是馬總，我怎么處理。”
張衛華說黑名單事件的處理過程、傳遞的聲音，沒有完全讓他們信服這確實是一次需要跟價值觀聯系在一起的事件：
“但我們也不知道哪里出了問題，就這么簡單。我們開始對一些事情有了懷疑。不像以前，我們說百分之百相信馬云。（現在）開始有了一點點懷疑，但是我們也找不出懷疑的原因是什么。”
黑名單事件之后，馬云與前線部隊開會時談了一句話：見山是山，見山不是山，見山還是山。
臺下的區域經理羅煒巍沒聽懂，他猜馬云想說的意思是：一些事兒，出來混總是要還的。短期內有了很好的業績，但背后就有黑名單事件出來，人員的價值觀被稀釋，要還回去的。
本文插圖均來自查爾斯·德穆斯（Charles Demuth，1883-1935 年），美國精確主義畫家
九、馬云的損失
衛哲離職時告訴馬云，“我說你看這個東西（我引咎辭職）對集團有很大的貢獻，但對這個（B2B）業務的傷害是很大的。”
馬云對此也表示心痛。他此前還曾在 2011 年 1 月 21 日的中供部門年會上告訴眾人，“B2B 不是《集結號》里面守在那里的谷子地！”
說這話時，他早已經知道了阿里巴巴英文站上存在騙子問題，也聽說“直銷上面有些地區帶進了騙子”，但他還不知道情況有多嚴重。第二天，馬云看到了蔣芳的群發郵件，由此衍生出了黑名單事件。
馬云曾對《時尚先生》說，是身為阿里巴巴集團 CEO 的自己在承擔黑名單事件的責任。因為這打亂了馬云調整阿里巴巴集團布局的節奏，比如分拆淘寶的延后，比如身兼重任的陸兆禧不得不分身于阿里巴巴 B2B 公司，比如衛哲這等人才的離去。
“……衛哲的事情，不是衛哲在承擔責任，承擔責任的是我。大家不明白這個道理。我很希望我離開，一了百了。我去度假，我到其它國家去釣魚、打獵。少了個衛哲，把我給折騰死了，把老陸移過來……死去活來，外面人都不明白這種痛苦的。這才是責任。難道我今天要自罰 100 萬，還是降兩級？”
阿里巴巴 B2B 公司將不僅僅少了衛哲。想在商業世界里追求“We are family”的情感聯系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因為打造它極耗精氣，建成后它卻相對脆弱。
中供系與阿里巴巴集團之間的情感聯系便這么斷了。俞朝翎覺得斷了也應該能接上，但是沒人去做銜接的動作。他們變了，公司也變了。這種變化極具現實意義。
截至 2010 年，中供系內的人事變動或者是像羅建陸、陳國環、王剛等人被調去其它部門，或者是像祝孝平、邵軍望等主動轉崗，或者是被開除，或者就沒轉正。換言之，很少有人主動離職。
俞朝翎告訴我，“要知道，當時走一個人是很困難的。老板會來留你，但更多的是周圍的平級、下屬會來留你。他們舍不得你走。你知道那種根就在那里的感覺？你是真的很難走。”
阿里巴巴成名已久，但凡做出點聲響的人都接到過很多獵頭的電話。獵頭奉上的是三四倍于阿里巴巴的酬勞。但是他們從來沒有二心。
“一聽獵頭（電話），啪，掛掉了。因為心思就不在這個地方。要知道阿里就像大家庭一樣，根本不允許任何人說阿里巴巴的壞話，也不允許有外界的人挖自己。這些都是不允許的。”俞朝翎說，自己還會向公司匯報今日接到獵頭電話并掛斷，“就是非常純真”。
干嘉偉認為中供系與阿里巴巴如同貧賤之交，如同糟糠之妻。“大家一無所有的時候在一起。公司很屌絲，你也很屌絲。慢慢的公司牛起來，你也跟著成長起來。公司發展得很好，你也得到了回報。”
在這個童話故事般的描述下，干嘉偉、俞朝翎等人多年來操心的無非是如何做好業務、帶好團隊。那些年間，干嘉偉時不時的會念想著某種永恒：“是不是就在阿里待一輩子？”
但既不是價值觀典范，中供的業績增速又慢，阿里巴巴似乎也不是那么認可自己。那么，走，也是一個選項。說到底，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才是永恒。
如此完整、深刻的陣容，很可能是你一生一次的機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