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無法涉足的“黑暗世界”，被雪藏的軍用數據等待新生
大數據文摘出品
編譯：林安安
沒有人比軍隊更密切地監視著地球。
在地球上空三萬六千公里處，美國空軍衛星時刻關注著彈道導彈的熱流;一系列偵察衛星在低海拔地區巡邏，它們的雷達可以穿過云層，尋找可疑的軍事裝備;預警機和無人機飛進戰爭地區收集情報;地震監測裝置監視著秘密進行的地下核試驗;即便是最深的海洋里也有軍用潛艇在游弋，時刻保持警惕。
而這些搭載著人類最先進技術的軍事裝備，它們采集的海量數據究竟去哪了?
被雪藏的軍用數據等待新生
多年來，大量軍事傳感器收集的數據被層層加密。
如果科學家們能看到這些數據，他們會發現這些數據大有用處。用于跟蹤導彈的衛星可以用來追蹤流星的火焰痕跡;伊拉克的航拍照片可以用來追尋古代運河的遺跡;甚至軍方最平庸的氣象衛星收集的海洋降水數據可以用來了解地球的能量循環規律。
冷戰結束后，其中一些數據逐漸開始向科學界公開，主要是在擁有龐大軍事資源和強大科研實力的美國。
MEDEA是由一群安全調查科學家組成的組織，最近，其與美國情報部門取得了聯系，他們期望使用軍事環境數據研究氣候變化的問題。美國宇航局和美國空軍將在10月份達成一項史無前例的協議——向天文學家開放大氣層的監視數據。
雖然軍方必須對數據的一些細節進行模糊處理以保護國家機密，但研究人員表示，即便如此，這些數據仍具有巨大的科學價值。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海洋學家John Orcutt說：“我認為這些數據在這個時代的價值超過以往任何時候。”
1942年，曼哈頓計劃為美國軍方和科學界的合作奠定了基礎。那個時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被要求協助美國軍隊建造原子彈。從那時起，美國國防部開始與科學家進行緊密合作，它在大學校園附近建設研究實驗室，它還擁有一個由獨立科學家組成的小組——JASONs，這個小組主要在潛艇探測和核武器方面提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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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民間科學家和國防機構之間也開始了合作。20世紀50年代出現了核潛艇戰，美國海軍投入了大量精力來繪制和解析海底(包括大洋中脊)，由此推動了板塊構造學的發展。現在的地震臺網最初是用于監測核試驗。華盛頓特區國家安全檔案館歷史學家Jeffrey Richelson表示，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國防部有時候會與民間機構共享衛星圖像，以應對洪水和森林火災等自然災害。
繼續保密還是重現價值?
但是軍方最敏感的數據仍然是科學界的禁區。例如，1967年，阿拉斯加的早期預警雷達比民間科學家提前好幾個月就發現了脈沖星(即旋轉的中子星，能不斷地發出電磁脈沖信號)。但當時，軍方對此保持沉默，直到2007年才告知大眾。
冷戰結束后，軍方才開始放松對軍事數據的限制。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天文學家與空軍航天司令部達成了一項臨時協定，即科學家可以得到導彈預警衛星收集的特定流星的數據。大約在同一時間，來自田納西州的民主黨參議員Al Gore開始思考情報部門可以為氣候科學家提供什么。Al Gore在國會的情報和軍事委員會任職，同時他本人對環境問題很感興趣。他寫信給當時的中央情報局局長Robert Gates，接著，一群科學家獲得安全許可，可以接觸到美國的部分軍事數據。
Al Gore于1993年擔任副總統，他把一批科學家組成了一個名為MEDEA(Measurements of Earth Data for Environmental Analysis)的團隊。
MEDEA成員William Schlesinger說：“只要有正當的理由，我幾乎可以提出任何要求。” Schlesinger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偵察圖像來尋找氣候變化對撒哈拉沙漠化的影響(盡管結果是發現沒有任何影響)。
官僚定律才是數據共享的最大阻力
MEDEA利用情報衛星系統地拍攝了北極，南極和美國大陸環境的圖片。1995年，該小組獲得了早期攝影偵察衛星Corona，Argon和Lanyard拍攝的圖像，這些衛星在1960年至1972年期間拍攝了超過86萬張地球照片。考古學家在這些圖像中有了重大發現，例如，哈佛大學的考古學家Jason Ur根據衛星拍攝的照片繪制了古代亞述王(Assyrian kings)挖掘的大運河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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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和俄羅斯公開了1970年至1990年之間的衛星、潛艇等記錄的北冰洋海冰數據，這些數據足夠科學家們重建北極冰層逐漸變薄的過程。民間對北冰洋的監測比軍方晚了幾十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長Ralph Cicerone說：“如果沒有早期的機密數據，人們不會有任何線索。”
然而，在2000年左右，MEDEA突然停止了工作。2009年，空軍的非正式流星數據也不公開了。沒有人真的知道為什么，但這應該就是與情報機構合作的代價。正如Schlesinger所說，這是科學家并不了解的“黑暗世界”。
華盛頓特區美國科學家聯合會政府保密項目負責人Steven Aftergood花了數十年時間研究美國情報機構，他表示，數據分享永遠不是美國國防部首要考慮的事。即使數據未被加密，情報機構也不想公布原始數據，或者將其轉換為科學家可以使用的格式。Aftergood說：“任何組織都不會自發地披露和分享信息，這是一條官僚定律。政治壓力(比如Al Gore施加的壓力)是說服情報機構共享數據的關鍵。”
新的合作正在興起
2008年，關注氣候變化的國會委員會悄悄召集MEDEA，評估軍事部門和情報部門是否可以提供有價值的環境數據。MEDEA非正式主席Cicerone給出了肯定的答案。雖然情報衛星不如定制儀器那么有用，但它可以填補民用衛星收集的氣候數據里的一些空白。尤其考慮到最近的預算短缺和發射失敗，例如2009年2月,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軌道碳觀測衛星發射失敗。
同樣在2009年，MEDEA說服情報部門分享部分區域的環境圖像，在當時情報部門已經定期拍攝這些區域十多年了。這些圖像現已存檔在Global Fiducials Library，科學家可通過美國地質調查局(USGS)獲取進入許可。Orcutt說：“在這個時代，這些圖像是無價的，因為情報部門大約每隔幾周采集一次圖像，這比民用研究衛星更頻繁更持續。”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發布的太空政策明確支持數據共享，這給了NASA近地天體觀測小組的Lindley Johnson從美國空軍那獲取數據的信心。Lindley Johnson表示，這項太空政策使得天文學家能夠獲取導彈預警衛星記錄的所有流星的數據，有助于科學家更好地了解軌道上近地天體的種類。
軍方和科學界的合作能帶來多少科學發現還是未知。到目前為止，科學家只能在有限的范圍內使用軍方提供的圖像。美國地質勘探局的民事應用委員會負責監督加密圖像數據的使用，委員會執行主任Bruce Molnia說：“我們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就是告知科學界正當使用軍方提供的圖像數據。” MEDEA成員能夠獲得全部機密數據，但目前他們只能使用這些數據來解決政府提出的政策問題，例如氣候變化帶來的國家安全風險，而不是進行他們自己的科學研究。
然而，Cicerone希望軍方可以分享更多的情報數據。Cicerone 說：“軍方的‘眼睛’和‘耳朵’遍布世界，作為科學家，我們非常希望能得到這些數據進行研究。在這個時代，做研究時間可不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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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51CTO專欄機構大數據文摘的原創文章，微信公眾號“大數據文摘（ id: BigDataDig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