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資太低！博士后們集體罷工了！

Nature今天刊文，報道了美國和加拿大等國家高校中的博士后們，集體采用罷工的方式，抗議薪酬過低。

經過數月的談判，華盛頓大學(UW) 2400名博士后和研究人員6月7日舉行罷工，認為大學提出的合同條款不公平，工資起薪太低。

這次罷工不僅耽誤了科研工作，還導致美國教育部長米格爾·卡多納取消了原定在校園舉行的畢業典禮演講。

在罷工之前，博士后們的根據美國國家衛生協會（NIH）設定的最低工資標準，年收入為5.6萬刀，但是，華盛頓州在今年一月份通過的豁免加班費工作的最低工資標準上升到了6.5萬刀。

于是，博士后們和學校展開了長達數月的工資談判，最后沒有達成一致。于是博士后們開始了罷工，在罷工一周之后，博士后們獲得了一份包含65508刀年收入的合同。

而在去年年底，在4.8萬人罷課抗議后，擁有10個校區的加州大學(UC)系統也同意在未來3年內將學術工作者的工資提高66%。但是，學校研究生們依然在公開場合不斷抗議，學校沒有按照約定支付報酬。

代表博士后和學術研究人員的工會主席Neal Sweeney說，數百名博士后沒有得到新合同規定的加薪。

「我們不得不在每個校區都提出申訴。」「校方遲遲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向我們支付約定好的金額。」加州大學還繼續和一些新博士后簽1年的合同，沒有按照要求簽2年合同。

他說，這對國際博士后來說尤其成問題，因為這意味著他們獲得的簽證有效期只有1年。如果要續簽，他們將被迫離開這個國家，并支付相關的旅行費用。

在工資跟不上通貨膨脹、就業市場低迷和聯邦預算停滯的大背景下，美國各地的項目首席科學家(PI，相當于某一個科研項目的負責人)都在努力解決如何給研究人員爭取到一份合理的報酬的問題。

一位華盛頓大學的實驗室負責人說:「不是我們不想歡迎更多的研究人員加入，我們只是負擔不起。」她補充說，聽到華盛頓大學博士后的經濟困境讓她感到羞愧。她說，即使沒有現成的財務解決方案，「我也無法想象自己回到以前支付低工資的狀態。」

麻省理工大學的細胞生物學家Ankur Jain說:「博士后是生物醫學研究的中堅力量。」他補充說，他的三名博士后為實驗室做出了貢獻，帶來了新的觀點和技能。「工資是我最關心的問題，我認為我們永遠沒辦法給他們支付足夠的報酬。」

Nature在一份針對全球博士后研究人員調查發現，北美和美洲近三分之二(62%)的博士后對自己的薪酬不滿意，而在歐洲，這一比例僅為37%。

華盛頓大學一位實驗室的負責人說，來自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R01(或同等)撥款，通常是PI用來雇傭實驗室工作人員的資金來源，通常可以支持一到兩名博士后。「但要維持現有的資金來源也很困難，」她補充說，「尋求更多的」資助是不現實的。相反，她寫信給她的參議員，主張加強聯邦STEM預算。

同時她也不得不尋找減少開支的方法——例如，減少參加會議和設備的維護成本。她說:「我只是想把我的科學研究項目控制在允許我以人道主義的方式對待研究人員的范圍內。」

一位匿名的加州大學PI指出，對NIH現有研究員資助的需求一直在快速增長，迫使他和他的同事幾乎每個周期都要提出申請。

他希望看到加州大學系統對加州議會施加壓力。他說:「我們不向政府要求更多資金支持的想法讓我感到恐懼。」他補充說，大學管理人員似乎沒有什么政治意愿來推動擴寬資金來源的變革。

Liz Kellogg（左）與實驗室成員Jung-un Park（中）和Vinh Truong（右）

結構生物學家Liz Kellogg目前正把她的實驗室從紐約伊薩卡的康奈爾大學搬到田納西州孟菲斯的圣裘德兒童研究醫院(St. Jude Children 's Research Hospital)。

她說，即使她能獲得更多的資金，「NIH撥款的購買力也比過去少多了」。她說:「你最終會發現，你支付給研究人員資金，使得剩下來實際進行科研工作的資金已經非常有限了」

圣裘德最近將博士后的最低工資從每年5.5萬美元提高到了7萬美元。(還提供每年2,500美元的職業發展津貼，并有機會獲得職業教練的指導。)

情況似乎正在好轉

科研資金發放機構已經開始回應學生、教職員工的擔憂。

今年4月，霍華德休斯醫學研究所(HHMI)——一個贊助一系列競爭性生物醫學研究經費的非營利機構——為幾乎所有300名直接資助的博士后設定了每年7萬美元的最低工資標準，并敦促PI將這個數字作為在其實驗室工作的博士后待遇的基準。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將博士后的最低工資定為7.1萬美元，具體工資根據當地的生活成本可以有差異。

在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聯合主席Schwetz表示，盡管該機構試圖使工資能夠追得上通脹，但確實很難做到。

經過通貨膨脹調整后，該機構的預算在過去20年里一直相對穩定，國會也沒有跡象表明2024年預算會大幅增長。

雖然該組織正在考慮在許多可能的解決方案中建議提高工資，但他表示，現在認為新的研究人員最低工資標準可能比目前的5.6萬刀高出多少，還為時過早。

6月，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一個工作組發布了一套臨時指導原則，呼吁減少博士后數量，但提高每人能獲得的報酬，并將合同期限限制為三年。

它還呼吁為教師提供更好的福利、專業發展機會，并就如何改善對員工的指導進行培訓。

華盛頓大學神經科學博士后Rebecca Bluett在華盛頓大學罷工期間參與了談判。

對她來說，未來博士后人數減少將是一個令人失望的結果。她說:「我真的希望不要用這樣的方法來提高科研人員的收入」她指出，當資源變得更加稀缺時，它們往往難以被公平的分配。

資金充裕的實驗室將能夠雇更多的博士后，進行更多的研究，從而獲得更多的資金。「我不知道答案，但我不認為減少博士后人數符合公共利益或能夠幫助科學進步。」

另辟蹊徑

如果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決定減少博士后的人數，從而增加每個人的工資。這個方法可能會改變全國許多實驗室的運行方式。

Schwetz表示，減少實驗室的人數可以幫助項目負責人為其團隊成員提供更好的工作體驗，并專注于手頭上的項目。

一些科學家也確實看好這個方法可能能解決問題。Jain的麻省理工大學的實驗室里目前有10名研究人員，但曾經在很短的一段時間里有12個人。

他說，實驗室里有更多的科研人員，會使他沒有足夠的時間來保持研究的領先地位，也沒有足夠的時間來指導每個人。

他說，根據他的經驗，縮小實驗室規模可能會刺激而不是抑制科學產出。

「減少人員可能會是一個解決方案，這樣科學家就可以真正投入到所有正在進行的項目當中。」

但將實驗室從康奈爾大學搬到孟菲斯的圣裘德的Kellogg表示，削減實驗室的規模感覺像是一種懲罰。她說「我很想擴大規模，但現實是我不得不尋求更多的撥款只求保持我的實驗室規模不變。」

她將實驗室搬到孟菲斯的圣裘德，部分原因是那里可以給小組領導額外的資金，來發放學生和研究實驗室工作人員的工資。

圣裘德最近將博士后的最低工資從每年5.5萬美元提高到了7萬美元。(還提供每年2,500美元的職業發展津貼，并有機會獲得職業教練的指導。)

她補充說，這能將自己從無休止的爭取撥款工作中解放出來，「將使我能夠盡全力做好科學研究」。

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大學的發展進化生物學家Mark Rebeiz說，美國絕大多數申請加州、紐約和麻省大學的學生和博士后可能會考慮美國其他生活成本更低的地方。

他說:「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你不在沿海大城市攻讀博士或博士后學位，你的未來的科研前景就會更渺茫。」但他的許多博士生受益于匹茲堡較低的生活成本、緊密合作的院系關系和一所提供待遇的大學(研究生和博士后享有與教職員工相同的福利)。

許多人博士畢業后就轉到另一所知名的的大學進行自己的博士后研究。Rebeiz說:「另辟蹊徑，你可能會獲得驚喜。」

Adriana Romero-Olivares是拉斯克魯塞市新墨西哥州立大學的真菌微生物學家，她已經開始招收新的博士生和她的第一批博士后，因為她的大學將在2025年從“R2”指定大學轉變為“R1”大學，擁有更具競爭力的研究項目。

因此，該大學負責科研的副校長提供了一筆補助金，以支付新來的博士后一半的薪水——這對像Adriana Romero-Olivares這樣的早期職業研究人員來說是非常好的福利。她說，如果沒有這筆補貼，「我根本負擔不起博士后的費用，因為他們的薪水要求更高」。

不管薪水問題的實際解決方案是什么，所有接受采訪的小組領導都同意，博士后是學術生態系統中寶貴的成員，他們的離開表明，目前的系統存在根本性的問題。

加州大學的PI表示:「如果我們不能把有才華的年輕一代帶到進一步的科學研究中來，科學界的未來將會很暗淡」「很遺憾，這僅僅是關于如何分配資金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