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移民：區域創新的核心
硅谷的產業發展幾乎成為了新經濟時代的代表。許多國家都試圖通過借鑒硅谷發展本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但其中卻是類似新竹、中關村、班加羅爾以及以色列這些基礎更加薄弱的亞洲創新區域表現更加搶眼一些。
通過研究可以發現，這些區域的崛起，大多與硅谷的移民網絡所建立的聯系密切相關。雖然這些較為成功的區域所處地理位置、國家和民族特性，甚至崛起的產業和時間都有所不同，但是其成功的過程確實驚人的相似，甚至可以總結出一個硅谷對于創新區域的輻射模型：
首先，是硅谷對各國技術移民的吸引。早在２０世紀六十年代，大批來自臺灣的留學生先后來到硅谷地區學習、工作。隨后，由于硅谷地區在信息產業等領域的巨大發展，大批來自印度和以色列的技術移民也先后來到硅谷。隨著八十年代中國的改革開放，來自大陸的留學生逐漸在硅谷的華人移民當中占據多數。大批外籍留學生和技術移民的到來，極大地填補了硅谷產業發展過程中的人才缺口。
由于硅谷地區的產業活力、創業氛圍以及創業成功案例，移民中有一些人選擇了自我創業，成為硅谷的創業企業家。如，早期有來自中國臺灣的創業者李信麟、李心培、臧大化、龔行憲等，印度裔移民創業者蘇哈斯·帕提爾?Ｓｕｈａｓ Ｐａｔｉｌ 等。九十年代以后，又涌現出以朱敏、謝青為代表的來自大陸的留學生創業者。這些人共同構成了硅谷移民企業家這一群體。
其次，由于缺乏植根于當地的人脈和文化隔閡，在異國創業或者奮斗往往更加困難，能夠成功的移民企業家是少數的“幸運兒”。因此，他們的成功會對其他本國移民形成極強的示范和激勵作用，同時，他們也因此深感在創業、經營過程中人脈網絡的重要性而全力推動本國移民社群的創立，并且成為移民社群中的核心。在硅谷，無論是以臺灣移民為主體的玉山科技協會，以大陸留學生為主體的華源科技會，還是印度企業家協會（Ｔｉｅ），無一例外的是由這些移民企業家牽頭創立并且擔任主要領導。
移民企業家在硅谷獲得成功的同時，大多會把注意力投回自己的母國。相比生活成本和地產價格都冠居全美的硅谷來說，祖國往往具有較強的成本優勢；同時，他們在母國的學習與生活經歷也提供了當地豐富的人脈網絡。通過將硅谷的產業經驗同本國優勢結合，這些移民企業家發現了本土與硅谷之間產業的互補性，找到了價值鏈上獨特的位置，獲得了局部競爭優勢。在上述企業家的推動下，這些國家的高技術產業在硅谷的基礎上（資金、技術或者模式、組織方式）迅速發展，這些移民也在這個過程中成為穿梭于兩地的跨區域企業家、創業者，成為“空中飛人”。為了更好地利用和移植硅谷的成功經驗和模式，部分移民甚至通過向當地政府提供咨詢建議而成為產業組織者和規劃人，最終推動這些國家的相關地區從單純的知識聚集區變成高技術產業集聚區。新竹工業園在ＩＣ領域內同硅谷之間從研發到定制生產的一條龍式的行業細分和密切合作，硅谷在班加羅爾軟件產業發展過程中的輻射作用，無一不是遵循這一發展模式。
在這些跨區域創業者和產業組織者的帶領示范下，硅谷本地和移民國之間的人脈進一步連接，移民社群除了發揮連接硅谷本地移民的功能之外，更多地扮演起連接硅谷和相關國家產業的橋梁作用，從而逐漸演變成了跨區域的社群。
正是在這些跨區域企業家及其跨區域社群的影響下，相關國家的產業集聚區成為硅谷產業鏈中的重要一環，在硅谷的產業快速發展的同時，這些國家的產業集聚擁有了規模優勢和區域優勢。這就是硅谷區域輻射模型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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