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三螺旋理論和創新生態系統理論，本文認為硅谷形成了由政府部門、大學教師及學生、科研機構研究人員、企業家、風險投資家以及各類中間機構、非正式社區組織等創新要素構成的兩個層次的復雜社會經濟網絡：一是由企業、大學、政府等創新主體及其形成的創新群落構筑的創新核心網絡層;二是由創新基礎設施、創新文化、專業性服務機構、風險資本、各種行業協會和非正式社交網絡構成的創新環境支撐層(如圖1)。本文對硅谷地區各創新主體、創新要素及創新環境的功能做如下解析： 

圖1 硅谷創新生態系統示意圖

世界一流大學源源不斷地為硅谷創新網絡輸送創新人才和知識成果

作為創新核心主體之一，大學在硅谷創新體系中的主要作用便是為系統中各主體輸送人才和知識，從而實現知識、信息、資源等在網絡中流動和傳遞。

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每年要向硅谷輸送幾千名高級人才，主要從事創新領域的研發工作。斯坦福大學工學院的博士、碩士畢業生，基本都在學校50公里內就業;據統計，斯坦福校友創立的公司每年盈利達到2.7萬億美元，1930年后共創造540萬個工作機會。加州州立大學圣荷塞分校、加州大學圣克拉拉分校等培養出大量的優秀工程師，他們精通各種專業設計，善于把新想法轉化為實際產品。此外，還有加州大學圣克魯茲分校、丘陵學院(Foothill College)、迪•安薩大學(De Anza College)和鳳凰大學(University of Phoenix)等一流的專科院校培養了大批善于解決實際問題的技術人員。

除了為硅谷大量供應一流的工程師外，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兩所大學作為硅谷地區的知識生產中心，持續不斷地為該地區輸送最新的研究成果，許多半導體和計算機科學等領域的技術發明，如噴墨印刷術、光盤記錄儀、鼠標輸入器和計算機用戶界面等都被硅谷的企業吸收、應用，并最終形成產品。

硅谷地區的大學與政府的聯系較弱，但同當地企業之間建立起了緊密的合作紐帶。以斯坦福大學為例，其致力于加強大學與企業之間的聯系主要表現為：一是成立了斯坦福大學研究所(SRI)，其主要功能是從事和國防相關的研究并幫助發展硅谷的公司;二是通過“榮譽合作項目”向當地的公司開放課堂，鼓勵電子公司的工程師直接參與研究生課程或者通過特別的電視教育網絡在公司的教室里學習斯坦福大學的課程，加強公司和大學之間的聯系，使工程師們既能同新技術保持同步，又能建立專業聯系;三是斯坦福工業園區成立后，園區內的公司常常請斯坦福大學的教授擔任顧問，并聘用斯坦福大學的研究生為雇員，同時這些公司也會參與同公司業務相關的斯坦福大學的科學研究項目。

此外，硅谷6所社區大學所提供的技術培訓項目極大地促進了大學和企業之間的聯系。社區大學對地方商業的需求反應極為靈敏，他們與當地公司訂立合同，為其雇員專門授課。作為回報，地方技術公司派出顧問，幫助當地大學改進電子學教材，同時也為教師提供兼職工作的機會。

以“引擎”企業為中心構筑了硅谷的創新網絡并實現區域創新種群的不斷演化

硅谷創新體系中最活躍的便是由各類企業形成的開放的、相互競爭與協作的企業創新網絡。企業創新網絡不受任何一個大公司或幾個大公司的控制，而是“引擎”企業、中小企業和初創企業通過物質流、信息流、技術流而形成競爭和合作共存的創新網絡(如圖1)。

“引擎”企業是創新網絡的核心，除具有較大的研發投入和產出、擁有核心技術并主導行業發展外，“引擎”企業對周邊地區的開放性很強，通過不斷研發向市場推出新產品、新技術，同時也不斷培養創新人才;中小企業作為“引擎”企業的供應商，通常也擁有細分領域的核心技術，成為企業創新網絡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初創企業多數由應屆畢業生或辭職創業工程師等創新型人才創辦，常常能發現市場上的空白領域，并通過出賣產品、技術、企業或上市等手段獲得成長。理論上講，硅谷地區大量的小型專業化公司之間會產生相互拆臺的競爭;而硅谷的輔助性社會機構、學校和大量合作實踐為企業間的學習和調整提供了基本體系，使得工業分化并沒有導致競爭脆弱和經濟衰退，反而有助于增強企業創新網絡的彈性和適應性，提高了該地區的技術水平并實現可持續的創新發展。

20世紀50年代至今，硅谷地區經歷了數次大的技術變革，每一次技術變革都會導致該地區新的企業和創新集群的形成，同時也會孕育新的“引擎”企業，成為新的產業和創新種群發展的引領者(如表1)，創新種群的升級演化也在不斷重塑著硅谷的創新體系。

表1 硅谷創新生態系統中“引擎”企業為代表的創新種群及演化路徑 

資料來源：根據《世界硅谷模式的制度分析》和《硅谷百年史──偉大的科技創新與創業歷程:1900-2013》的相關內容整理形成

奮發有為的政府為硅谷創新系統的形成提供各類規制保障

政府的職能主要在于營造公平、自由的競爭環境，提供有利于長期投資的稅收結構，并運用政府采購的手段給予支持。硅谷雖然不是政府計劃的產物，但政府的政策支持，特別是政府采購和對企業低息貸款對促進硅谷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首先，聯邦政府投入了大量資金扶持大學在國防、航天、通信、信息以及材料領域進行大規模的基礎研究，由此源源不斷地產生世界一流的技術和發明，培養世界一流的科技人才，催生出從國家實驗室走向硅谷進而擴展至全球的商業成功模式。冷戰時期，聯邦政府向斯坦福大學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進行大筆撥款，全力發展高科技，政府對大學的大量科研投入使得大學能專注于基礎研究，從而為科技創新提供持續發展的動力源泉。

同時，不同層級的政府通過出臺不同政策以鼓勵硅谷的創新活動，并為創新的持續發展提供保障。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在促進技術創新方面的政策主要有：建立知識產權保護和專利制度;建立風險投資基金;直接提供研發經費;增加對教育的投入，以培養更多高素質的科技人才;通過稅收制度鼓勵向研發活動進行投資;對某些行業進行保護，以避免受到國外公司不公平競爭的損害，直至它們能夠在技術上自立;放松反托拉斯政策，使廠商充分利用其創新成果等。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致力于硅谷基礎設施建設，興辦各類職業與技術類教育，為企業培養各梯級的人才。

總之，聯邦及州政府通過各種直接或間接的方式為硅谷地區的創新發展提供包括資金、法律法規、政策等方面的支持，為硅谷地區營造和培育了良好的創新環境。

創新支撐要素是創新活動持續穩定進行的催化劑

(1)風險資本。硅谷有著世界上最密集的風險投資基金，緊鄰創新企業，形成了外界不易觀察到的“生態循環”。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風險投資逐步取代國防軍費，成為硅谷創業者的主要資金來源;據調查2014年，硅谷總共收到了145億美元的風險投資，占全美風險投資總額的比例高達43%。同時，風險投資者也成為當地社會及職業系統的中心人物，風險資本產業也成為硅谷崛起的經濟引擎。

(2)專業性服務機構。硅谷的工程師與企業家們建立了一種靈活的行業系統，該系統不是圍繞單個企業，而是圍繞這一地區及其專業技術網絡而建立的。硅谷通過積極發展人力資源服務機構、技術轉移服務機構、金融資本服務機構、管理信息咨詢服務機構、財務服務機構和法律服務機構等多種類型科技中介，形成了完善的科技中介服務體系，加強了科技創新專業技術網絡的構建，促進了硅谷創新要素的整合，提高了硅谷創新產出的效率。

(3)各種行業協會和非正式社交網絡。商業協會、行業會議、商品展示會及各種俱樂部等一系列正式、非正式的聚會是硅谷地區人們交換信息的場所，從中可以獲知有關競爭對手、顧客、市場和技術最新進展。硅谷地區的社會關系網和專業人員網并不局限于傳播技術和市場信息，同時也是有效的求職招聘網絡。為鼓勵公司間的信息交流，西部電子制造商協會(WEMA，美國電信協會的前身)經常舉辦各種研討會和教育性活動，如經營管理培訓，主要課題包括從公司融資、營銷技巧到生產管理和出口輔助等，這些培訓對于在技術方面極具實力而在管理方面毫無背景的許多中小公司管理者而言極具價值。

完善的創新基礎設施和開放包容的創新文化培育硅谷的創新土壤

硅谷的成功并非僅僅源于各創新主體及要素簡單地糅合在一起，而是為其營造合適的創新環境，培養自主創新的氛圍并使其繁榮。美國經濟學家Porter和Stern于200年首次明確提出創新基礎設施這一概念，認為其主要包括公用的創新基礎設施及特定集群的創新環境，并且是區域創新系統建構的重要組成部分。

硅谷地區完善的創新基礎設施主要包括科技基礎設施和城市公共基礎設施。大型科學工程、實驗基地、大型科學儀器設備、自然科技資源等科技基礎設施為開展創新活動提供了基礎保障;公共基礎設施，如能源供應系統、供水排水系統、交通運輸系統、郵電通訊系統等則為創新主體提供了基礎生活條件。

同時，創新活動需要與之相適應的創新文化要素作支撐，真正具有創新力的城市(或區域)一定具有深厚的文化土壤。創新文化的特質是崇尚冒險、寬容失敗、激勵草根、包容異端。硅谷的企業家們勇于創新和冒險、崇尚開拓進取以及敢于承受失敗的精神支撐著硅谷地區企業的推陳出新。在硅谷，人們通常認為初創公司不是技術公司，而是一部學習機器。硅谷的開放性則體現在該地區移民比例非常高，并且移民來源地多種多樣。據統計，初創企業中約1/4的創始人至少有一個是在中國或印度出生，約1/3的科學家與工程師并非在美國本土出生，這表明硅谷當地文化融合了世界各地文化。在硅谷這個創意的大熔爐里，有著不同母語、不同文化背景的工程師、科學家和企業家成為聯結硅谷與其母國科技中心的紐帶，使得硅谷的企業能接觸到其它地區的技能、技術和市場，這是硅谷始終保持創新活力的重要源泉。

結論和啟示

本文借鑒三螺旋和創新生態系統理論，以硅谷為例，對全球科技創新中心的形成進行深度解析，突出了大學、企業、政府三類創新主體作為驅動要素在科技創新中心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認為風險投資、專業性服務機構、行業協會等要素是科技創新中心持續穩定創新不可或缺的支撐條件，完善的基礎設施和開放包容的創新文化則是不斷孕育創新的土壤。基于硅谷創新體系的建構過程，本研究認為其他城市或區域謀劃并建設全球科技創新中心應從以下幾方面努力：

一是著力建設一批創新型、研究型大學，增加區域內知識來源和人才供給。作為科技創新中心的知識源泉和人才庫，大學應將關注目光更多投向基礎研究和產業共性技術的開發和創新人才培養，大力提高科學研究能力和水平，持續不斷地為期注入創新活力。同時應積極推進大學的科研活動與企業、與市場的結合，進一步加強產學研聯系。

二是努力培育本土創新“引擎”企業，引領科技產業發展。一個城市只有成長出一批世界級的創新“引擎”企業，才真正稱得上是具有全球有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而“引擎”企業的形成是以大量中小企業的存在為前提的，因此要給小微企業足夠生長空間，為民營企業提供良好的發展環境，充分發揮市場競爭機制，尊重市場規律，讓大量中小企業能在自由競爭的環境里自然發展，通過自然生長、殘酷競爭、大浪淘沙、優勝劣汰，最終培育出有代表性的企業。

三是積極營造濃郁創新氛圍，改善創新的生態環境。改革政府管理模式，優化政府公共服務，促進資金、人才等要素的集聚和融合，為企業成長和產業發展營造良好“生境”，放松和解除對投資與融資的管制，提高對承擔風險的激勵，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創造開放與寬容的社會氛圍。培育和倡導車庫文化、創客文化等創業文化認同，將奇思妙想、創新創意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創新創業活動。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三思派”（ID: Science-P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