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放松心情，在去美國前半天，黃陳宏去打了場高爾夫球。打到第五洞時是個三桿洞，一桿進洞。“撞大運了！這是要請客吃飯的。”黃陳宏笑說，“旁邊的人勸我先別去美國了，這是把運氣都用光了啊！”結果出乎所有人意料，“答辯”非常順利，邁克爾·戴爾和董事會同意了方案里的每一條。后來黃陳宏得知，從來沒有一個戰略方案，得到過如此快速的一致肯定。 

當年外界還抱有些許不信任，但今天一切懷疑都已被亮眼的數據一掃而空。4年里，戴爾（中國）業務總額翻了一番，在電子產業出口、數字化轉型、企業社會責任、“一帶一路”倡議等方面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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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我們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聯合發表了《傳統產業數字化轉型的模式和路徑》白皮書，總結世界不同國家的轉型策略，對整個行業的推動相當大。

今年是新中國成立70周年，和記者聊起中國戰略時，黃陳宏感觸良多。與大部分跨國企業大中華區負責人不同，黃陳宏是土生土長的中國大陸人，而“在中國，為中國”于他而言，背后意義不僅僅是企業戰略。

黃陳宏出生在江蘇南通的農村，他的成長之路幾乎就是改革開放中一代奮斗者的縮影。1979年，15歲的黃陳宏參加高考，和老三屆競爭不到1%的錄取名額，最后以全縣理科第一的成績考進復旦大學。“我們小時候的偶像是陳景潤，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進大學后，校長是蘇步青，開學第一天就把我們罵了個遍，說我們除了讀書什么都不會；后來校長是謝希德，她在人民日報發文，呼吁大家去學工科、商科。”在改革開放起步的時代，這些大師給黃陳宏和無數中國年輕人帶來觀念新風。因此，在復旦讀完研究生后，黃陳宏決定赴美攻讀博士。 

那時大家都說要學習國外先進技術，我就出去了，在跨國企業鍛煉很多年，回國之后，又趕上中國經濟騰飛和高速發展。” 

2000年，黃陳宏受美國北電網絡公司委派回中國擔任高管，目的就是支持中國第三代移動通信標準的建立和發展。

“60后”黃陳宏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2014年，他加入戴爾，正是中國勞動力成本上升，大量外企工廠遷出時，他因此專門飛到美國總部，與邁克爾·戴爾溝通：“你不能把工廠搬走，必須扎根在這里。”而這，也成為“在中國，為中國”誕生的契機之一。 

黃陳宏：我在國外15年，每次看到五星紅旗升起來都特別激動，出過國的人會更愛國。我們這代人很幸運，跟著共和國一起成長，每次人生機遇都得益于國家的發展和開放，真的是我們的國家培養出來的。

黃陳宏是“非典型外企高管”，他經常跟別人說：跨國企業不要把自己當外人。在他看來，“在中國，為中國”最本質的要求，就是為中國的發展做貢獻。

可以說，戴爾從未缺席中國的發展之路。“四個現代化，每一個都離不開信息化”，1998年，戴爾在廈門市建立首個生產基地和服務中心；后來，國家提出振興東北和西部大開發戰略，戴爾就在大連設立國際服務中心，在成都建立現代化運營中心；2013年，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一帶一路”倡議，戴爾率先利用蓉歐鐵路開展對歐出口，一度占據蓉歐鐵路上貨運量的1/3……

這種深度融合來自企業的全球視野，更因為戴爾對中國情有獨鐘。“上世紀90年代，邁克爾·戴爾背了一個雙肩包跑到香港考察市場。我曾經跟他開玩笑說，你第一次來中國為什么不來內地啊？他笑著說，你們當時不給我發簽證啊！”黃陳宏對《環球人物》記者回憶，“對中國，他是主動研究的。”去年是戴爾入華20周年，戴爾中國4.0戰略升級為“戴爾中國4.0+戰略”，反映的是中國數字化經濟和數字化轉型的快速發展及戴爾的與時俱進，核心就是進一步為中國經濟做貢獻，更積極地融入國家發展。這就是“在中國，為中國”的下一步。

黃陳宏：我總建議大家先搞清楚，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規定？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市場是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的。你先把心態沉下來，想明白你能給中國經濟和社會帶來什么，如果你能把這幾點都做好，政府也不會把你當外人。 

黃陳宏：從中央開始，這個環境越做越好。比如最近國務院、財政部連續發通知，要求在政府采購當中對中外資的企業一視同仁。比如新的《外商投資法》，在2020年1月1日開始實施，鼓勵外商進一步投資。在習總書記的領導下，改革開放的幅度越來越大，這對我們中國經濟長期的發展是最大的保障。